关于检察机关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思考

大港区检察院 赵福杰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民营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有学者称之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春天。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职能部门，在深入学习和领会十六大精神的同时，也应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发挥自身优势，把检察职能融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实践当中去，积极探索服务民营经济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思路。因此，本文拟就检察机关如何为民营经济服务问题作一探讨和研究。
一、把握民营经济的法律定位，转变传统观念，不断增强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意识。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几次修订，每次修订大多牵涉到相应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1982年宪法首次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1988年修宪，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明确，199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把私营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多年的努力，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从而使民营经济从体制外的“另类”进入体制之内，由不合法到合法，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终于被社会认可，并逐渐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变化和近年的发展情况看，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解放思想，转变传统的观念，重新审视和理解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尽管民营经济占有社会资源的比重仅有三分之一，但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占到三分之二。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始终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民营经济不仅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也为解决现实经济中的诸多矛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作为新的体制因素，日益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长期以来，在对待民营经济的问题上，检察机关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思维定势并常常外化为观念上的“歧视”。主要表现为：将其视为微不足道的成分，顶多是极少数的“大款”经济，终归比不了公有经济，社会地位不高；认为民营经济发展潜力不足，只是作为社会经济的补充力量等等。在实践中，检察机关（还包括许多国家机关）表现出对待民营经济与对待公有经济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保护和服务等方面关注公有经济比民营经济明显要多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的信心和发展。
因此，检察机关必须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将服务大局、服务经济作为开展各项检察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坚决贯彻“三个同等”，即给予同等对待、同等保护、同等服务，尤其要改变对待民营企业的传统观念，摈弃对待民营企业与己无关、无所作为和“差别待遇”的落后想法，明确为民营经济服务也是为社会、为人民、为整个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思想，义不容辞地担当为其服务的重任。
二、加强沟通，深入调研，及时调整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方向和重点
检察机关在观念上的转变只是为民营经济服务的前提条件，已如前述，下一步应考虑如何依托检察职能为民营经济服务、怎样搞好服务的问题。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为国有企业服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所辖的贪污贿赂案件绝大部分出自国企，彼此间联系紧密，但对服务于民营企业而言，因接触少，没有业务往来，所以如何服务尚需探索。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脚踏实地，加强与民营企业的沟通联系，深入调研，确定服务的方向和重点。
基于此，检察机关转变工作作风，积极“下访”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如下几种方式可以参考：一是适时召开为民营企业服务座谈会，听听企业的心声。这一点，我们的反贪部门已经进行了实践，今后在以往的基础上，应当扩大座谈会双方范围，检察机关除反贪部门外，增加民行、控申、起诉、和渎职等科室负责人参加座谈，企业方邀请大、中、小规模企业的代表，力争作到广泛性。二是在检察机关的办公室成立专门与民营企业联系的机构，负责对民营企业的调研，听取它们对检察机关的建议和意见，及时向领导和各相关部门反映，作为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的重要依据。三是检察机关定期组织召开由相关部门参加的情况分析会，将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和需要给予帮助的内容列为议事重点，给予必要的关注，共同寻求解决的途径。
事实上，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双赢”的目标，即为服务于民营经济打下牢固的现实基础，也可以相当程度地改变检察机关的工作作风，促进检察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
三、严打犯罪，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
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法律的认可，还需要一个充满公正气氛、和谐稳定的良好法制空间。检察机关为民营企业服务必须从检察职能出发，不能脱离、也不能超越，否则会因噎废食，得不偿失。检察机关承担着法律监督、打击犯罪等职能，这为民营企业服务提供了新的着力点。从某种角度看，检察机关打击犯罪也是一种很好的服务方式，即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各种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创造一个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
笔者结合检察职能，认为检察机关在打击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案件中应当作到三个优先：
优先立案。主要指检察机关对于民营企业符合受理条件的举报、控告、申诉的案件和对不服民事行政案件处理而申诉的案件要优先立案，决不拖延。
优先查处。尤其是有的国家行政执法部门在和民营企业打交道中利用职权实施贿赂犯罪和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渎职犯罪案件要优先查处，决不手软。
优先监督。检察机关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能，对于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涉及民营企业的商业贿赂、挪用资金等案件要实行优先监督，对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违法办案等进行全面监督，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利。
此外，检察机关还要作到规范执法、文明办案。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时，要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严格执行办案纪律，做到文明办案、公正执法，并在办案中特别注意民营企业的声誉和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首先要时刻为民营企业着想。对于涉及民营企业的刑事案件除非确属必要，不要着检察制服、开警车到民营企业中去调查取证。其次办案要考虑经济大局。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犯罪案件要掌握原则，运用强制措施时要充分注意对整个企业的影响，确保不会出现“查办一起案件，跨掉一个企业，下岗一批职工”的现象，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第三是把好宣传关。选择好角度报道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确保企业的产品信誉和企业形象不受影响。
四、发挥优势，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协助民营企业走上法制化的建设轨道
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大潮中的生存和发展除了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外，企业内在质素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企业内质，包括人的素质修养、规章制度建设等如果不尽如人意的话将会严重威胁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司法部门之一的检察机关掌握着丰富的法律资源，并且深喑预防和打击犯罪之道，在为民营企业服务上，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取己之长补企业之短”帮助民营企业完善规章，走上法制化建设的轨道。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渐完备，客观上要求民营企业必须依法发展、奉公守法，这也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保障。综观民营企业发展状况，不同程度的存在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等问题，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导致了诸如签定合同被骗亏损、人才无序流动侵害商业秘密、非法经营致使企业倒闭的案例并不鲜见。检察机关应当针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以上种种问题，采取适当的法律服务措施：
首先，主动送法到企业。
将涉及民营企业的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各种案例等定期辑录成册以《民营企业法律指南》为名，不定期向企业发放；赠送《检察日报》等专业报刊杂志培养民营企业法律意识；组织专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等。
其次，协助搞好企业人员的法律培训。
民营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必须强化法律意识，了解一定的法律知识这是不争的事实，检察机关应当以讲法制课等多种方式协助其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传授与企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法律常识，还要引导企业树立用法律维权的观念，让他们明确检察机关查办渎职案件、受理控告、申诉、举报等职权范围，必要时寻求检察机关的保护。
再次，整章建制，堵塞漏洞，当好参谋。
有的民营企业缺乏必要的管理，内部制度疏漏，往往会造成企业资产受损和经营困难等后果。检察机关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研究办案实践经验，摸索涉及民营企业案件发案规律，未雨绸缪，早早预防，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如财务管理制度、签定合同制度、销售制度，堵塞民营企业在产、供、销等管理中的漏洞，为企业当好参谋。



商 品 房 买 卖 中 的 定 金 问 题

高 原


定金作为我国担保法明文规定的一种债的担保方式，对保障债权的实现具有很大保障作用。由于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因此定金担保合同也为从合同，我国担保法第5条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担保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定金可分为五类，分别为：1、成约定金。指定金的交付是合同成立的条件，只有当定金交付时该主合同才成立或生效；2、证约定金。其主要作用是证明主合同的成立；3、违约定金。指当交付定金的当事人若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接受定金一方当事人可以没收定金。如果接受定金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时，应双倍返还定金。因此，该种定金具有明显的惩罚性；4、解约定金。是指合同当事人以支付定金为代价而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当交付定金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时便适用定金条款予以处理；5、立约定金。是指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此时并未成立合同，而是支付定金的一方当事人保证将来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否则便不得要求返还定金。一般认为，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定金兼有违约定金与证约定金的性质与作用。
现在很多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出卖人）在与买受人正式签订预售合同或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统称房屋买卖合同）之前，都自行制作了一份统一格式的认购书，要求买受人必须向其交付壹万元到两万元不等的认购订金（现大部份已改为定金），并且明确约定：如果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内不与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将不退还已收取的订金（或定金）。由于此时正式的购房合同条款买受人并不知晓，有些买受人甚至连房屋的基本情况都无法准确知道，而到了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时，却由于合同中有种种不平等条款，或者房屋具体结构、设计、居住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在交付使用时间、办理房产证的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无法与出卖人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导致买受人无法与出卖人签订合同。此时买受人如果想收回订金（或定金），却又因认购书中订金（或定金）条款的约定又很困难，极大的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我们应当对出卖人所收取的订金或定金的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与认定。对于订金，目前我国的法学理论中并未发现相关论述，而在实践中由于每一个出卖人的条款各有差异，无法给其一个较为准确的含义。那么出卖人为什么在房屋出售的过程中会收取这种款项呢，原来在某些地方法规或规章中有所规定，如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8年7月29日通过的《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预购人与预售人签订书面的商品房预购销合同前，经双方协商同意，预售人可以向预购人收取一定数额的商品房预购订金；预售人收取订金前，应当向预购人提供商品房预购销合同草案。收取商品房预购订金时，预售人与预购人应当订立书面协议，约定所收订金的具体数额和退还与不退还的具体办法。预售人与预购人签订书面的商品房预购销合同后，预售人向预购人收取的商品房预购订金应当转作预购人支付的商品房预售款。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12月24日发布的《广州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实施办法》第12条也有同样的规定。从这两个法规或规章的内容来看，并没有双倍返还的规定，实践中出卖人在认购书中也未约定自己在某些情形下负有双倍返还的义务。而且双方当事人还可以协商该订金是否可以退还。因此，与作为一种担保方式的定金的特点与作用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同时，这个法规或规章还明确规定了出卖人负有一个义务，那就是“应当向预购人提供商品房预购销合同草案”，但在实际操作中出卖人却根本就没有这样做。对于这种订金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2月8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8条作出了相应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看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并未完全把订金与定金等同起来。笔者认为，不管在法学理论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在没有明确约定其定金性质的情况下，订金是不能作为具有担保性质的定金来处理的。对于这一观点，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似乎都没有太大争议。而且，对于这种可能严重侵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建议各有关机关根据相应的权限与程序予以废止。
对于买受人支付的定金而言，笔者认为目前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从买受人支付的定金的作用来看，该定金应属立约定金。从认购书的性质上来说，其并不是或不能完全是一份正式的买卖合同，按照合同法理论来定性应是一种缔约行为。而我国担保法第5条第1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很显然，在房屋买卖合同尚不存在的情况下，该从合同（即定金合同）的效力就无从谈起。但是由于有关定金的法律规范属任意性规范，所以在合同实践中是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即是法律对该行为予以认可的体现（担保法第5条第1款）。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第11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订金。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28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合同法施行后认定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效力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2条也规定：商品房的预售方与预购方签订商品房认购合同，约定预购方的定金担保其将来与预售方订立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如果认购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当认定有效。从上面两个司法解释与一个内部指导性文件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最高人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地方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意见，都对立约定金予以了相应保护。但不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行为属于“设立担保的行为”，或者是把认购书当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定金担保合同，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却认为是“商品房认购合同”。笔者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定性值得商榷。认购行为只是表示买受人有与售房者订立买卖合同的愿望，属于合同法规定的缔结合同的过程或阶段，不论是从法理上还是法律规定上都没有“认购合同”这一分类及规定。但对于该行为的定性似乎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定极容易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误解或者将这些规定进行错误的运用，从而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个司法解释中只是限于“拒绝订立合同”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通常情况下主要是买受人）只要不是“拒绝订立合同”，例如双方当事人就房屋价格、结构或其变化、交付使用时间、办理房产证的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争议较大，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此时责任有可能是出卖人或买受人一方，也有可能是双方都有责任，就不能简单地认为不能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责任或原因在于出卖人或买受人其中一方。对于最高法院的第二个解释就很难把握了，什么行为才能属于“因当事人一方原因”呢？在司法实践中真是很难确定。而对于广东者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我们也只能理解为该定金条款的约定有效，如果当事人因上述原因意见分歧太大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同样不能简单地适用该条款而认定出卖人可以不予退还定金。否则，无疑将会严重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在从事法律服务的过程中，经常有买受人手持含有立约定金条款的认购书来进行咨询。由于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优势地位，再加上其收受定金的便利条件，其往往在与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约定一些不平等条款，根本不予考虑买受人的意愿，特别在房屋设计变更的处理、小区公共环境变更的处理、购房面积差异的处理、房屋交付时间的约定、房产证办理时间的约定及违约责任等方面，如果买受人提出了与出卖人不同的意见，出卖人就认为是买受人拒绝与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不予退还所收取的定金。由于出卖人已经实际收取了定金，而且认购书中也没有明确的定金退还条款，再加上相关法律规定又不明确，操作性极差，甚至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在主张退回定金时并不一定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极大地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买受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最好不要签订含有定金条款的认购书，或者是对认购书中的定金条款另外作出特别约定，特别是要约定好定金退还的条件或情形。其次，政府有关主管机关应对这种不平等的房屋销售行为加大查处与打击力度，确保买受人（亦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各级消费者组织也应充分发挥组织团体的作用，协助消费者正确处理此类纠纷，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反映以取得支持和帮助。最后，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对不能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在正确确定责任承担主体后依法作出相应处理。不能简单认为只要是买受人签订了认购书并交付了定金后不能与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责任都在于买受人，从而判决不予退还定金，最终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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