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石家庄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3年3月30日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批准《石家庄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由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石家庄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已经2013年3月30日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现予以公布，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2013年4月16日
石家庄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和建设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医疗卫生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医疗卫生设施，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为社会提供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配套设施。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和县两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
市和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建设和环保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各自职责，做好医疗卫生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
第五条医疗卫生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应当遵循统筹安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方便群众的原则，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的实施。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权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查处。
第二章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管理
第七条 本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包括都市区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和县域医疗卫生设施规划。
第八条市、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都市区和县域医疗卫生设施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适用期限和范围；
（二）医疗卫生设施的总体布局；
（三）医疗、公共卫生、医学科研、卫生培训等医疗卫生设施的设置标准；
（四）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保障；
（五）医疗卫生设施资金来源；
（六）其他必要内容。
第九条编制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应当充分调查研究，综合考虑规划行政区域内的城乡发展及人口居住状况，并与当地的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
第十条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编制完成后应当予以公告，广泛征求和听取各方意见。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
第十一条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市、县（市）人民政府审批。经批准的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经批准的医疗卫生设施规划非下列情形不得变更：
（一）城市总体规划调整；
（二）国家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政策调整；
（三）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四）其他公共利益需要。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的变更适用于制定程序。
第十三条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确定的区域和面积预留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并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预留用地的区位和界线。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的性质和用途。
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利益需要，确需改变的，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先行书面征求市、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并在相同或者相近区域配置同等面积的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
第三章 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管理
第十五条市和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的投入，公共卫生设施和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设施的建设资金由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医疗卫生设施。
第十六条市和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将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
非营利性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由政府划拨，营利性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以出让方式取得。
第十七条 建设和设置医疗卫生设施，应当符合所在地的医疗卫生设施规划。
建设和设置医疗卫生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选址报告向市、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市、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医疗卫生设施规划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经市、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和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八条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由政府设置，并按照下列标准建设：
（一）每个街道办事处或者三万到五万人口区域内设置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少于一千平方米；
（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能覆盖服务的区域，应当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筑面积不少于一百五十平方米；
（三）每个乡（镇）设置一所卫生院，不设床位和床位在二十张以下的乡（镇）卫生院建筑面积不少于五百平方米；二十张床位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建筑面积不少于一千平方米；
（四）每个行政村设置一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建设标准按照每行政村人口一千人以下、一千至三千人、三千人以上三个档次，建筑面积分别不少于六十平方米、一百平方米、一百五十平方米。
第十九条 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以外的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医院等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行业建设标准。
第二十条建设医疗卫生设施应当符合抗震、消防和环保等标准，并建设与其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相适应的停车场（库）、医疗废物收集和无障碍等附属配套设施。附属配套设施建设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二十一条 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不得建设与医疗卫生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第二十二条毗邻预留的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或者已建成的医疗卫生设施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活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和消防、安全、环保等要求。
第二十三条 医疗卫生设施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规划、建设下列场所和设施：
（一）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场所或者设施；
（二）饲养、屠宰畜禽等场所或者设施；
（三）废弃物收集、储存、处理场所或者设施；
（四）高污染、高噪音的生产、加工、经营场所或者设施；
（五）其他可能危害医疗卫生设施安全或环境的场所或者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卫生防护距离的具体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市内五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正定新区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区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达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应当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城乡规划部门在出具规划条件时，应当载明配套建设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区位、规模以及建设时间和顺序。
前款规定配套建设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应当纳入土地出让条件，由建设单位配建，建设标准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医疗卫生设施配套标准执行。
第二十五条 居民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应当与建设项目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第二十六条建设单位未按照本条例要求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出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核实证明，建设、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和房屋登记手续。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未经市和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建设和设置医疗卫生设施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卫生、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建设、房产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相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改变医疗卫生设施建设规划的；
（二）未按照要求预留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用地的；
（三）擅自批准或者同意他人改变医疗卫生设施用地用途的；
（四）擅自出具符合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审核意见的；
（五）擅自为未按照要求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建设项目出具规划条件核实证明、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和房产登记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都市区包括市内五区、正定县、栾城县、鹿泉市、藁城市。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公共事务管理中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研究
上海大学法学院 01级研究生 沈冕成
【摘要】：随着我国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许多运作对于个人数据的依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何能使这些花费巨额成本收集的个人数据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应，已经成为当前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作为个人数据拥有者所热衷探讨的课题。然而伴随这一课题同时值得重视的又极易被忽视的，就是如何在收集、加工、使用这些个人数据的过程中保护数据提供者个人隐私不受侵害。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作进一步开发利用是必然的趋势，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必须同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重视。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一方面使得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现代信息化手段得以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又能使作为其管理和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得到切实的保护，已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然而当前我国对于这个问题的立法和制度建设都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写作的目的也仅仅是抛砖引玉，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做一块铺路石，为立法者与制度建设者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主题词】：公共事务管理 个人数据 隐私保护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个人数据的运用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运行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已日益彰显。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运用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不仅关系到老百姓方方面面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老百姓个人隐私的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使收集的个人数据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应成为管理机构努力探求的方向，即个人数据的充分利用成为热衷的焦点，而个人数据的保护则并未提高到其应有的高度。经过了长期的实践，个人数据的有效利用确实为政府部门的管理、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最初对个人数据保护的缺乏重视，由此也引发了诸多棘手的法律问题。本文试图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加工及使用的整个流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和参考意见。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本文所讨论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范围包括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公共服务机构、公共教育机构、公共医疗机构、事业单位和某些特殊的企业单位（如水、电、煤、电信等公司）。我们认为，个人数据在这些机构和单位中的运用将会影响到个人隐私的保护。
一、个人数据流程中的问题探讨
1、个人数据的收集
个人数据的收集大致可分为无条件的收集和有条件的收集两种。前者目前只有通过人口普查这一种途径得以实现；而后者则主要是通过老百姓到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办理各种相关业务等多种方式来获得个人数据，即以业务为。例如我们熟悉的居民去公安局申报户口、办理户口的变迁，办理身份证，办理暂住证等业务就需要填报多项个人数据，而公安局就将这些个人数据输入电脑，汇总到它的数据库中。
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重点考察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收集的法律依据。然而，考察结果收获甚微，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此方面的法律依据，仅有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管理条例》赋予了公安机关在办理户口登记业务时收集个人数据的行政职权。聚精会神地阅读这一1958年由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条例，我们发现条文上仅只有相当笼统的二十六条，内容上对收集个人数据的具体方式、种类等则完全没有提及，而其中所用辞藻如“人民委员会”等则明显不合时宜。看来，要完全严格地依照此项条例来规范如今的户口登记管理操作已不具可能。据我们了解，当前对个人数据收集的普遍做法是，公共管理机构根据自己的业务工作需要，以现行的政策和惯例来具体操办那些涉及到个人数据收集的业务。由此可知，当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在个人数据收集方面是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的。剖析造成这种立法上空白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立法本身具有滞后性，往往是新情况出现后要经历长期的立法准备工作，再等到立法时机成熟后才有可能出现一部新的法律；第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在以前社会条件下几乎无法预见到今天的网络将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而当时的个人数据也根本不像今天得到如此广泛的运用并涉及到个人的种种利害关系，所以当这些冲突显现时，今天的信息管理者才会颇感措手不及；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公民的权利意识正不断增强，原本认为理所应当向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提供的个人数据如今也涉及到了隐私权的问题，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有可能受到侵害，所以产生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民法意义上，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包括个人私生活、个人日记、照相簿、储蓄及财产状况、生活习惯及通讯秘密等。并未直指个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在十几年前，甚至在五六年前几乎没有人将之与个人隐私联系起来，而在今天，由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信息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任何人攫取之便捷将无法控制。这些信息原本在其相对人可控的范围内传播不被认为是隐私。而在这种不可控的条件下，这些个人信息对于其相对人来说也就成了需要保护的隐私了。若非迫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于个人的某些特定的权益，个人亦不会情愿提供这些个人数据。虽然现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所收集进自己数据库的个人数据都基本采取了不对外提供的保密措施，但在获取这些信息时，或者说相对人在提供其个人数据时并没有得到任何承诺和保障，那么相对人在提供自己的个人数据之后对其可能对自己个人隐私权造成的侵害而担忧亦不无原因。我国《宪法》及许多法律中均有隐私权保护性条款，这里不加赘述，但正是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而导致的隐私范围的扩大，对于这些基本的个人数据作为隐私来加以保护的条款却是没有的。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来说，相对人本来就处于弱势，需要加以保护。而对于相对人的这部分新“成长”起来的隐私的保护却是缺乏法律条文的有力支持的。我们认为在个人数据的收集阶段，一是要尽快填补个人数据收集在法律依据上的缺陷，使收集工作有法可依，得以有序进行；二是要对相对人的隐私加以重视和保护，这样才能鼓励相对人积极、全面、如实地提供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需的个人数据，降低数据收集的成本，从而保证收集工作和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设想将在下文中加以探讨。
2、个人数据的加工
在进行个人数据的有效收集之后，进行加工整理来使其集合效应的新的使用价值得以体现，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却不难发现，对这些数据进行的任何加工整理皆是有明确目的的，而此目的即为了使用，也就是说在对收集来的个人数据的处理有这样一个过程：考虑其用途——以此目的进行加工整理——投入实际使用。由于目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数据库都仅作本部门业务工作需要的使用，因此对所收集的个人数据所作的加工整理也相当有限。我们认为对个人数据的加工整理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下所作的内部行为，其直接产生法律问题，引起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其真正的实际影响将在个人数据加工整理结果的使用上得以体现。因此我们对个人数据的加工整理这一环节也就没有作过多探讨的必要，而是把目光直接聚焦到个人数据的使用上。
3、个人数据的使用
个人数据的使用多种多样，其引起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也因之而易。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个人数据的使用加以分类，逐个探讨。按使用方向分可分为内部使用、反馈使用（指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在对某特定相对人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时使用该相对人所提供的其自身的个人数据）以及外部使用。按使用层次分可分为直接使用、间接使用和混合使用。直接使用指对收集来的原始的、未经加工的具体的个人数据进行使用；间接使用是指对收集来的个人数据进行了批量加工整理后得出的结果数据的使用，而从该结果数据中已经不能通过逆向加工得到具体的个人数据了；而混合使用则是指使用中既有直接使用，又有间接使用。
（1）内部使用。内部使用中既有对个人数据的直接使用，也有对个人数据的间接使用。直接使用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部门依法行使对某个或某些公民的调查权或侦察权等而对个人数据进行调阅、摘录或复制，这些行为均属于在法律授权的条件下的合法使用。间接使用如根据大量的个人数据的一些统计结果来制定政策，分析研究社情、民情等。在这些情况下，个人隐私权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依法履行的职权相较，处于下位，相对人不得以保护自身隐私权为由与之相抗。这种观点已经为我国及世界各国立法所采纳，也普遍为公众所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使用也不存在我们探讨的空间。
（2）反馈使用。反馈使用大体上都是直接使用。由于其个人数据使用的方向性直指相对人本人，因此也就不会产生个人隐私权受侵害的情形。而根据我们了解，这其中产生问题较多的原因是由于个人数据未及时更新或个人数据出现差错等引起的在政策适用等方面关系到相对人切身利益的纠纷。如某知青子女为享受回沪政策故意减小年龄，在回沪后为了找工作又要求上海市公安局恢复其真实年龄。又如某人身份证号码与他人重号而遭银行、证券公司等拒绝提供服务。这些问题虽然不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但说明这些个人数据上出现的问题对个人的利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从第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造成问题的原因是相对人没有提供真实的个人数据而导致的，而第二个例子则显然是由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工作疏漏造成的。这两个例子是此类使用中的两个典型问题。对于例一中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是否可以因为该知青子女已经从其虚报的个人数据中获利而有权将错就错，拒绝修改其个人数据呢？而例二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又应当为自己的工作疏漏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认为：对例一，应当对没有提供真实的个人数据的相对人处以一定的罚款，并需提供原始证据（如出生证）才予以更正；对例二，有关机构应当自行负责给予更正，而不能叫相对人跑来跑去地搞，必要时要给予相应的赔偿。而另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地从这两个例子中感受到的是：个人数据一旦被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收集和利用，其性质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带有了一层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职权所赋予的权威性色彩。该个人数据将不仅是表明相对人某方面特征的符号，而且反过来对相对人产生约束并影响其权益。这些，我们也将在个人数据收集机构与提供数据的个人的权利义务的设想中继续探讨。
（3）外部使用。外部使用也包括直接使用和间接使用。
间接使用如向外部提供一些某方面个人数据统计结果等。由于其中某个具体的个人数据已经不可被推知，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外部使用已经不涉及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而是涉及政府保密部门是否认为这些统计数据本身具有保密的必要，依其政策来决定是否可向外部提供或向哪些外部单位提供。
直接使用中又可分为直接向外提供个人数据和仅提供个人数据服务（如个人数据的比对）两种。其本质在于前者是提供原料，而后者是提供产品，尤如前者是提供核电站用来发电的铀，而后者是提供核电站所发的电。
对于前者，在实际操作中是慎之又慎的。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信息咨询等公司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十分感兴趣，试图商洽合作或买断等事宜，但皆遭回绝。由此我们认为，这种直接使用的个人数据的提供当然地涉及到了个人隐私的扩散问题，必须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或者仅限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但由此引出一个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的共享个人数据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共享应当属于合理使用，因为这不仅避免了政府有关部门再一次收集如此海量的个人数据的重复劳动和巨额的成本投入，也使个人免除了再一次提供个人数据的麻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享也应当有法律依据，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其权限设置也应当不同。这我们也将在下文中继续探讨。
对于提供个人数据服务这一种使用，鉴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认为不能抱着死守的态度，而是要正视其价值，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而我们孜孜以求的在发挥个人信息数据库的社会效应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利益平衡点也必将在这里产生。
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目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拥有的个人信息数据库的定位问题。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在1996年3月通过的《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The European Directive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中作出的界定：“数据库”是指经系统或有序的安排，并可通过电子或其它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它材料的集合。⑴从使用范围上分，数据库有两类，一类是根据国家、部门和个人的专门需要而开发的专用数据库,也称自用数据库（In-house database ）。这类数据库一旦信息泄露或系统被非授权访问，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保密问题。另一类是向社会开放的，商业性服务的商用数据库（Commercial database），这类数据库信息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收集、组织和整理过程中需要开发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并在用户使用过程中会带来价值增值，因此，它受到适应的法律保护是必然的。以此标准划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库显然属于前者，然而再具体地来看，这些数据库中的数据又并非十分机密的数据，而是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个人数据，只要将保护个人隐私这一问题妥善解决好，其定位向社会服务性方向移动一些是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和市场经济模式要求的，理由如下：
①与商用数据库一样，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收集这些原始的个人数据材料，整理并按一定的形式组织编排。以上海市公安局的这个个人信息数据库为例，其建设前后耗时4年，至2000年已投入了1亿多资金，平均每收集一份个人数据就需7元（其中不包括数据维护、更新的费用）。而当前由于种种的原因，其使用仍基本局限于内部，远远没有发挥出其蕴涵的潜在价值，这点不难从众多咨询公司、信息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对它心存“非分之想”，多次试图高价收购的事实中看出。为了使这一巨大投资充分发挥其社会效应，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其投资成果，也为了鼓励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积极从事这一社会受益的工作，有必要对这类数据库的定位作一些调整。
②该数据库中的个人数据在社会中处于实际的垄断地位。除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外的其它社会组织无能力也不被允许大规模地收集个人数据；一般公民也不会情愿提供；而如果收集的个人数据达不到一定的规模，也就可能失去其利用的价值。事实上，社会上许多事业对这些个人数据有着迫切的需求，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银行、保险公司、电信公司考查客户资信，咨询公司做市场分析，教育科研机构作教学研究等。美国Howard Coble 1997年10月提出的H.R.2652法案(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Antiprivacy Act)（美国众议院于1998年通过了该法案，并入《数字化千年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Act））更是涉及了一系列法定许可行为，包括从数据库中获取单个非实体部分的信息、利用数据库中信息核实一些被独立收集的数据、非盈利性的研究使用等。所以，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缓解对于这部分个人数据的供需困境，也有必要调整定位。
正是基于在这种数据库定位可能发生调整的情况下，个人数据所蕴涵的个人隐私面临被侵害的风险无疑就大大增加了。该类数据库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并没有法律来保护它。美国的H.R.3531法案则明确排除对政府有关数据库的保护，H.R.354法案中进一步指出政府雇员的和其他主要受政府资助机构为实现政府职能，并受合同约束来自政府独占性权利行为所产生的信息库将不在保护范围之列。目前在这类提供服务的使用中，已经有银行、保险公司要求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进行个人数据比对。我们觉得这是为该类数据库合理开发利用开了个先河，但必须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及时建立规章制度，强化个人的隐私的保护。
二、国外和国内某些地区的立法状况介绍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谈的所要保护的个人隐私权已经与民法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有所区别。隐私权的概念，可以分为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前者强调个人私生活事务不受恣意公开、干扰的权利，此亦即民法上所指的隐私权；⑵后者则是指个人资料控制支配权，亦即赋予个人对其个人数据的收集利用的开发权和停止权、更正权等，换言之也就是个人对于其个人数据应有主动积极控制支配的权利，亦即本文所要探讨的隐私权保护客体，有学者将之称为“资讯隐私权”。信息的普及和发达，其影响已深入我们的生活，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利用比以往更为容易，这种趋势已强烈威胁到个人的权利，当个人数据可以轻易地遭受有心人侵袭与操控之后，个人隐私权利不免受到威胁。于是，“资讯隐私权”（information privacy）的概念应运而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对隐私权保护的思考，而转向以“个人数据保护”（data protection）为重心上，以对抗信息时代中隐私权所受到的冲击。
各国及各国际组织以“个人数据保护”为中心的立法和决议已经陆续发展起来，除了较早的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1980年9月通过《隐私个人保护基准》(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及欧洲议会1981年签署的《个人数据保护协定》(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等规范外，欧盟于1995年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指令》(European Union’s Directive 95/46/EC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此保护指令于1998年10月25日已经正式生效，该指令要求15个成员国都要立法去管理个人资料，并且特别规定第三国若未符合“适当”标准(adequacy standard)，则为保护其人民个人数据隐私起见，欧盟将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个人数据转移至该具有疑义的第三国。保护指令的基本原则大致如下：用途上的限制、数据的品质、安全性的原则、透明化的原则、同意权的原则、个人救济的原则。美国的相关保护除了用其《隐私保护法》来补足其《情报公开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之外，还散见于各相关文件中，如克林顿总统于1997年7月批准并公布的《全球电子商务架构报告》(A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此报告内容中关于隐私权部分中提到：要想让民众能放心在网络上从事商务活动，确保个人数据不被侵犯是重要的。而中国台湾在其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正式公布实施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以下简称个资法）。可见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也应当加以借鉴，加快我们的立法步伐，来解决我们在实际中已经碰到的问题，保护我们公民的个人数据。
三、对策和参考意见
在分析研究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等情况中的问题之后，我们试图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以供参考。
基于目前的国情，要建立一部独立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就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来说，个人数据的保护应当纳入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来填补这一领域的个人数据保护的空白。我们觉得要这样做的话，以下几点是应当贯彻的：
1、个人数据首先要确立对个人数据不得任意收集的原则。如《个资法》中规定非公务机关非特有目的的不得进行个人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如有特有目的要向事业主管机关申请登记，核准后发给执照，而申请登记核准后还须公告登载并供查阅。对于大规模的个人数据的收集只能是由法定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如公安机关等，按法定的程序来收集。或者仅限于公安机关，而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部门之间的关于个人数据的共享程序来使有需要的部门获得相关的个人数据。而这种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的使用范围的扩大也不得随意，法律应当规定何种情况可以扩大，何种情况不可；按照对个人数据的分类，哪些个人数据可以共享，哪些不可以共享；并对访问权限进行设置。总之，这种获得个人数据的行为，不论是收集还是从他处实现共享，都必须是法律授权的，也就是要有法律依据。
2、为切实保护个人隐私权，在个人数据的收集环节中就应当得以体现并作出相应的保证。明确收集个人数据的使用目的，并且明确告知哪些个人数据是必须要提供的，而哪些是可以选择提供也可以选择不提供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数据产出的最初来源，也是其正确性最后的核查者，所以个人当然地对其个人数据拥有主动积极的控制支配权。当个人将其数据提供给收集机关时，这种主动积极的控制支配权即发生分化和弱化。所以，应当通过制度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分化和弱化，而个人也应当成为收集机关对该个人数据使用范围的参与决定者。当个人将其数据提供给收集机关时，当可以视为个人对收集机关所告知的目的的使用的同意，但其他目的的使用则视为不同意。我们认为在此阶段即可通过格式化的行政合同或其它协议来决定个人数据的使用范围并设立救济方式。而收集机关在没有同当事人协商并获得其同意之前，不得将当事人为某特定目的所提供的个人数据运用在另一个目的上。
3、法律应当对所保护的个人数据的客体包括公共事务管理机关可以收集的个人数据的范围加以细数。如中国台湾的《个资法》中规定：保护客体即是个人资料，所谓“个人资料”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及其他足以识别该个人的资料”，亦即可以凭借该资料辨识谁是资料本人的资料。
4、法律应当规定个人与个人数据收集机构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人来说，法律应明确赋予其控制其自身数据的权利；在其按规定向收集机关提供其个人数据后享有获得相应服务、办理相关事务的权利等。同时个人又负有按规定主动、如实地向收集机关提供、及时更正其个人数据，保障公共事务管理机关顺利开展工作的义务等。对于个人数据收集机构来说，拥有按法律规定收集、加工、使用个人数据的权利以及维护其收集工作正常进行的权利等。其义务在于告知数据提供人其权利义务；告知所要收集的个人数据的范围和使用目的；保护数据提供人的隐私；维护所收集个人数据的安全和完整；透明化对个人数据的使用状况；接受法定监督机关以及公民的监督等。这里需要另外指出的是，由于个人数据一旦成为收集机关加以使用的数据，即具有权威性，对个人的权益产生影响，所以个人对其提供的数据的真实可靠性负有责任，收集机关亦有在数据的收集、加工、使用过程中避免其出现差错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过错方承担，如见前述。
5、法律规定应当约束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外提供个人数据，并对公共事务管理机关对外提供个人数据服务树立宗旨并加以指导。对外提供服务应当符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在“三公”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对外服务。避免由于对垄断数据资源获得途径的差异而造成不正当竞争。欧盟指令1992年的建议里有关许可的条款要求拥有任何特定信息唯一来源的数据库拥有者按照公平和一视同仁的条件许可任何竞争者使用该信息。法律应当规定对征信业及以收集或处理个人数据为主要业务的团体或个人、医院、学校、电信业、金融业、证券业、保险业、大众传播业等行业可以提供服务的范围和审批程序。
6、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应当完善内部的规章制度，强化个人数据相关工作的管理，杜绝内部工作人员非工作目的的私自对个人数据的处理和泄露。
7、法律应当对个人数据使用的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的范围进行规定，避免个人隐私权的不合理膨胀。
四、结束语
对于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个人数据保护，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是肤浅的，许多问题尚未吃透，故不敢妄加评论。尤其是对公共医疗机构的个人数据保护的研究则完全没有涉及，这是本文的一大缺憾。
我国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还处于探索阶段，笔者仅将研究中发现的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问题突显出来，希望在该问题的相互探讨过程中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为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个人数据保护献出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