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军事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田胜利

战争的存在，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划分为战时状态和平时状态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当然离不开对战时和平时社会条件的研究。当前，我们对法学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平时社会条件下的军事法规和军事活动，因而，面对高技术战争的挑战，现行军事法学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军事斗争的需要，加强对战时军事法的研究，就成为法学亟待解决的课题。所谓战时军事法是指适用于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特别法律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军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战时军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一些探索。

一、“战时”的界定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 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戒严、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戒严、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戒严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 月14 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戒严。实行戒严的程序和戒严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戒严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戒严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 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戒严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 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 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 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 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 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 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二、战时的构成、宣布与期限
1、战时的构成要件
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其产生、存在和终止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盲目的。 在任何一个由法律规则所控制的社会中，战时的产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但并不是说，只要有危险的非法社会秩序的存在就可称之为战时。一般而言，构成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规定的战时，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战时事实的存在；危险迫在眉睫；战时法律措施之必须；合法程序的确认与合法程序的宣布。
战时事实的存在，即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混乱，国家机关之管理体制失灵，人民之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的威胁中。战时事实包括两种基本事实：一是战时诱因的存在，不论是来自刑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二是由于战时的诱因出现，致使正常社会关系之运作机制遭受破坏，人民财产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战时事实的存在是战时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客观要件，是战时的前提条件，没有战时事实的存在，就不可能确认战时。
战时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秩序必须具有危险性，没有危险性的非法社会秩序也不能称之为战时。当然，这种危险性的确认取决于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或受到威胁之程度，也取决于正常的宪法和法律对其控制和恢复的力量。危险应该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 而不是存在于战时宣布者的主观想象中的什么危险情况。这里的迫在眉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危险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战时状态确实出现；二是危险之露端倪，按照其发展之势头，必然会形成危险之事态。
法律上所指的战时，必须是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未经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可能具有客观性， 也可能不具有客观性。因为战时及其危险程度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 因此，个体、集体成员以及全社会都可成为评价、判断战时及其危险程度者。但只有依照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威机关之权威判断和确认， 才能准确识别战时之法律性质。当然，这种权威机关必须是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 而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机关都可以担任这一角色。
法律上的战时必须经合法程序宣布才能产生，未经宣布的战时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对于在宣布之前已经存在的战争事实和战争危险，法律上规定有溯及力的，战时之效力涉及此阶段。 战时之宣布，因为会直接关系到人民财产之安全和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由有权机关和个人依照法律程序宣布，而不应该随意发布。无权发布战时命令的机关和个人之宣布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法律后果由其自负。
2、战时的确认
战时的确认，是指战争事实和危险出现后，为了迅速消除紧急危险情况，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 使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查清和认定战争事实和危险存在之状况，并对其危险度作出分析和需要采取战时法律措施来消除战时的识别判断。战时一经合法程序确认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权威性和对战时的拘束力。战时的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基础。
战时往往因为其危险度高，涉及面广，甚至威胁到一国宪政统治的基础，因此，对战时的确认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确认战时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局面，我们认为，战时的确认应以请求为基础。当然，实行战时的请求也不是随意的，必须有专门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战时的确认者也就是决定或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通常确认的战时并不都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确认，其确认力可以被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所否决。如《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宣布处于战时或者如果限制或者停止保证，所适用的声明应当在部长会议中加以决定，并且在公布后的10天之内提请两个议院的联席会考虑。”有的国家规定的则是行政机关自主性的决定，如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此外，军事机构也是批准和确认战时的权力机构之一。尤其在情况严重、危险度高的战争出现之时，军事指挥机构则成了确认战时的有无、范围大小、程度之轻重的权威机构。如伊拉克规定，革命指挥委员会有权决定总动员或部分动员，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战时往往突如其来，当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危险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以后， 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当时并不一定在工作，故对战时的确认可能是滞后的， 也可能是失时的。在某些情况下，当公共危险迫在眉睫，其势态必然发生，还可以提前确认，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消除危险局势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战时的确认方式可以包括三种形式：事先预告、事中确认、事后追认。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其发生往往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为了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法律应该重视对即将到来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来消除其危害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战时可以事先作出预告。事中确认是指战时一旦发生，便及时地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确认，这样，就能有效地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战时发生时，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不在工作时，可由其它国家机关或个人代为确认，但其确认效力事后必须得到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认可，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还可依法变更或撤销非法或不合理的战时的确认，但被否决的战时的确认在被否决之前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一般不予否决。
战时确认作为一种紧急法律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其拘束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战时宣告的确定力。一旦战时经合法程序由法定国家机关或个人确认或批准，就可以基于对战时的确认进行宣告。战时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前提条件，只有经过确认的战时才能予以宣告。同样，战时确认后，又必须经过战时宣告表达出来，才能发挥其法律效力。当然，战时宣告有时并不是建立在最终确认或最终批准的基础之上，这时，战时的宣告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将被有权终决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否决。二是对宪法规范的否定力。战时一经确认后便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战时期间战时权行使的特殊性，就产生了战时权同一国宪法的关系问题。各国立法实践有三种情况：对宪法的全部否定、对宪法的基本否定和对宪法条文的部分否定。三是对法律、法规的否定力。战时发生后，为了对抗战时，必须中止普通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只依战时法。一般来说，战时的确认一般都导致普通法立法失效，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法律中规定战时法未涉及的内容与之相关的法律可并行生效。战时的确认对法律、法规之否定力通常都是完全否定，此种完全否定包含了两层意思，即普通法律、法规完全失效，待战时终止后方能恢复效力；与战时法和战时权力相冲突的普通法律、法规无效。
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发生战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更为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战时状态发生后，应该赶快予以确认，并采取有效对策。但是，由于战时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对战时的确认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没有权威性，就可能人云亦云；缺乏准确性，不必要地宣布了战时，同样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混乱，所以，对于战时的确认可以变更。战时的变更一般都由最终有权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确定。被变更的战时往往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无权确认战时的机关或个人的战时确认力应变更；二是确认战时程序不合法，应改变，按合法程序重新予以确认；三是战时确认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职权，与该国宪政精神相违背；四是对战时危险事态估价错误，重的定为轻的，轻的定为重的；此地定为彼地，彼地定为此地；全局定为局部，局部定为全局等。
战时的确认一旦需要变更，即可由有权变更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予以变更，对于那些战时的确认不适当的，范围过宽过窄的，予以变更，使其适当；对于那些违法的确认，予以撤销。
3、战时的期限、延长与终止
战时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即使是最危险的战事，通常也就只有几年时间。当发生了危险事态后，国家有权机关或个人依据战时法的规定，行使战时权，采取对抗措施，以图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然，宣布实行战时必然会给人民的自由权利带来各种限制，这种限制跟现代民主宪政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故国家在立法中对战时生效的期限作了严格限制，以图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规定战时期限起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一是战时生效期实质上是对国家战时权的限制，是为防止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战时权，肆意破坏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法律保障。二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是为了更好的采取战时法律措施，便于国家有权机关在实施战时期间有效的采取各种战时法律措施，迅速排除各种危险情势，恢复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三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没有一定的期限限制，那么，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能长时间处于危险情势之中，社会秩序也会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四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反映了战时发生的客观性特点。法律上确认的战时必须随客观存在的战时的危险事态而变，客观危险事态已经消除，那么，战时就应解除或终止。五是规定战时生效条件也是战时军事法原则的要求。法律上规定的战时不可能不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时限，没有期限限制的战时就不是法律上的战时，而只能是专制或随意性的独断。
战时确认并宣布后，一般都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但由于战时情况复杂，种类较多，故战时宣布后在生效的期限内往往不能完全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个别时期甚至会出现危险情势加重的局面，因此可以依据一定法律程序适当延长战时生效期限，直到完全彻底消除战时危险事态为止。一般来说有关战时延长的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规定战时延长的确认者，战时延长的确认者应与原先的宣布者相一致。战时延长的确认程序，战时的延长只能由有权提出战时延长的申请者向有权批准延长战时的机关或个人提出延长战时的请求、必须有明确无误和充足的理由和严格的批准确认程序及次数要求。
战时的终止，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正常秩序基本恢复。由于战时的产生是依法确认和宣布的，因此，其终止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战时的自然终止并不代表法律上战时的终止。只有出现法律上所确认的战时终止原因或条件时，战时才能宣布终止。这些原因或条件首先是战时危险局势的完全消灭。战时是对战时危险局势的法律确认，是对战时法律事实的认定。如果战时法律事实已不存在，那么，战时确定的法律效力也应终止。战时期限届满也可能导致战时的结束。如前所述，战时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期限届满，无论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战时危险状态，只要战时期限未予以合法的延长，那么，战时便宣布终止。法国宪法规定，戒严令确定实施戒严的市、区或省，确定戒严的期限，期限届满时，如果没有新的法律延长戒严令的效力，戒严令自动解除。宣布战时的法律被撤销也是导致战时终止的一个原因，由于战时是基于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确认而生效的，故当有权国家机关撤销战时的宣布，从宣布之日起，战时便告终止。这里的撤销并不是指战时期限届满的撤销，而是指战时确认被提前撤销，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的确认缺少合法性或合理性。
战时终止的程序同确认程序一样，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一般来说，战时终止的程序也包括结束战时的请求、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终止战时的宣告和终止战时的法律效力。通常有权提出战时终止的请求者也是有权提出战时确认的请求者；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同批准战时确认的请求，其批准者和确认程序都是相同的，都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有权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认战时终止的请求。而战时除了要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批准之外，还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由有权宣布终止战时者宣告结束战时。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一经宣告终止，就意味着战时在法律上的取消和宪法及法律正常秩序的恢复。
战时终止的方式，主要是指结束战时的措施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为自然性，又表现为法律性。战时终止的方式种类很多，一般随危险诱发原因的不同和危险程度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战争终止的方式有停战、签约、投降和和平等，其他“视为战时”的状态终止的方式包括解严、取消军事管制、停止战时权、终止战时军事法效力等。

三、战时军事法的意义和性质
1、战时军事法的产生和意义
研究战时军事法，我们不得不涉及战争。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己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的，为了使敌人无力抵抗，必须最大限度的使用力量⑷。因而，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战争本身潜藏着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从法的角度来看，战争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相悖离，它使所有限制战争行动自由的日常法律规则归于无效。早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提出“紧迫时无法律”⑸的著名论断。但是战争又绝不可能超越法律之外。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法律控制行为。人们为了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掌握和运用战争中的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律行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费希特和黑格尔认为，武力创造法律⑹。可见，战争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战争破坏法律的实施，如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它可能会使宪法全部或部分权利受到合法的限制。同时，战争必须遵守与战争相关的法律，如战时法、军事法、战争法，等等。没有这些法律的保障，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还要受到战争法的制裁。自古以来，无数次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国内战争法，如紧急状态法、动员法、战时军事行政法、战时军事刑法、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
所以，战争的存在不仅改变了法律适用的社会条件，而且产生了适合战争需要的战时军事法法。由于平时军事法所规定的法律制度，在战时条件下遇到了许多特殊情况，受到战争环境的限制，不仅操作起来有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打击战时违法行为，保证战争胜利、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法治国家出于对司法权力的尊重和战时人权的保障，在平时军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战时军事法。
由于战争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和相当的破坏性，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宪法秩序出现混乱，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无法行使，因此，只能由军事行动来对抗此种状态。从法律上讲，战时破坏了宪法原则和普通法实施的环境和条件，因而导致了宪法原则的效力和普通法效力的阻却。在此状态下，必须用适应特殊情况的特别法代替。国家如果不预先制定出相应的特别法规范，不对战争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一旦战争爆发，人们就将手足无措，社会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之中。即使是国家和军队能根据需要及时制定出一定的特别法规范，也往往会由于缺乏理性的慎密思考和论证而带有过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会由于某些决策者的随意而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极端恐慌和混乱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前苏联法学家列夫·西姆金曾说过：“如果缺乏明确的关于调整战时的法律规定，往往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他举例说：“在第比利斯实行的宵禁是在宵禁实施之前几分钟发布的，这样很快就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⑺。战时，国家和军队必须用比平常更为快捷和严厉的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战时军事法是不可缺乏的。
除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外，其他如反叛、内乱等导致国家混乱或面临严重自然危险时，国家可能会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由军队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强行统一人们的行为，消除内乱和危险，恢复国家的宪法秩序。此时，对于严重违反军事管制，构成犯罪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犯罪行为，均可按战时军事法的规定予以追究，以维护军事管制的强制性、权威性。
2、战时军事法的性质
战时军事法是基于战时而产生的。没有战时的出现，战时军事法也就无存在的不要。战时军事法是对付战时的，也就是说，战时军事法是在迫在眉睫、具有一定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出现后，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因战时而造成的损失，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所采取的各种对付战时的应急措施。战时军事法由一系列对抗应急措施组成，如总动员、局部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的性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宣布战时的原因。战时的宣布大体基于两种原因：一类是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包括来自外部敌人的入侵、严重的内乱和扰乱社会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骚乱；另一类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的原因，如地震、台风、洪水等。在有些国家，还可以因经济危机和国家政党管理活动陷于瘫痪而宣布战时。一般来说，引起战时的原因不同，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也有所区别。通常对因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战时，采用戒严、军事管制、中止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尤其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措施来对抗。对于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规模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的战时，采取同犯罪行为相类似的对抗措施。对于因战争和国家因遭受入侵而引起的战时，立法上都规定了最为严厉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或部分地区的动员、军事管制、戒严，在事态之前宣布战时和无限期延长战时直至战争结束。如我国宪法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笔者以为，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出现，就会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因此，在战时出现后，应该采取及时有效的对抗措施，以期迅速消除危险。所谓及时，也就是说，当战时一出现或者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危险即将发生，就应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将危险事态消灭在萌芽之中或尽可能消除战时危险局势。所谓有效，是指战时军事法措施必须能够消除危险事态，所以，战时军事法措施应该对症下药，尽量减少给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由于犯罪行为尤其内乱、战争引起的战时，因为这种事态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所以，为了迅速消除危险事态，就必须采取动用武装力量和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为主的一些战时军事法措施；而对于由自然灾害或大规模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则应该采取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权利为主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反对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基本生活物资等。
二是战时危险度。战时的危险度也是决定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战时危险度越大，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手段就越严厉；战时危险度越小，就可采取一般战时军事法措施加以处置。一般而言，战时危险度同战时的起因也是密切相关的，因外敌入侵和集体大规模犯罪行为造成的战时，其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威胁的危险度就大；而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危险度较小。当然，这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战时危险度其大小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起因往往对社会秩序某一方面威胁大，而对另一方面威胁就小。但是，当引起的战时危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的损失。
从立法和实施战时的实践来看，对于危险比较大的战时，一般都采取战争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措施。这些战时军事法措施的严厉性比一般战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要强。
三是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采取者。一旦发生战时，根据法律规定，往往有权采取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有许多行为者，而且这些行为者由于其权限不同，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方式、影响力就不一样。在许多国家法律中都规定，军事机关战时措施的法律效力最强。换句话说，当战时危险局势极其严重，依靠正常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战时，而需要军事力量介入时，那么，军事权在战时期间具有排它力，这种排它力具有以下几重含义：军事权优先，或者以军事对抗措施为主来消除危险事态；军事对抗措施可否定普通对抗措施；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受一定法律规定的限制；战时消失后，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应该与其同时取消。

四、战时军事法的基本特征
１、在适用条件上，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态
福建省福州市人大常委会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依法治市决议的方案
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10月30日福州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为贯彻执行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根据《中共福州市委关于实行依法治市的决定》精神，依照《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治市的决议》，结合我市法院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树立实施依法治市工作指导思想，明确法院目标任务。
（一）全市两级人民法院担负着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调节关系、制裁违法、保护合法、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神圣职责，是依法治国方略在我市区域具体实施的职能部门。因此，在实施依法治市中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
按照市委、市人大依法治市决定、决议，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立足省会城市实际，努力深化法院改革，全面加强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严肃执法、公正裁判，促进我市民主法制建设，为福州创造良好的法治秩序，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和优质司法服务。
（二）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必须提高新时期参与实施依法治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本部门目标和任务，增强做好依法治市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紧迫性。要以树立司法公正为目标，进一步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达到审判职能充分发挥，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司法改革不断深代，监
督管理制度健全完善，队伍素质明显增强，执法水平日益提高，从现在起逐步建成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相适应的公开、公正、高效、廉洁的现代司法运行机制。
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大参与依法治市力度。
（三）全市两级法院要始终增强维护大局和稳定的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参与依法治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切实把依法治市决定、决议精神贯彻落实到法院各项工作的实处，更好地服务大局，增强法治，保障我市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四）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严厉惩处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坚持严打方针，重点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涉枪犯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和多发性犯罪，坚决扫除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丑恶现象
。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特别是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中的经济犯罪和徇私舞弊犯罪活动。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少年庭审判工作，加强对在押服刑人员进行认罪服法教育，依法减刑、假
释，经常对判处“缓、管、免”刑人员和“两劳”释解人员的回访帮教，巩固办案成果。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作用，以案释法，震慑违法犯罪分子，鼓舞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五）妥善处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保障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各类合同纠纷案件，尊重当事人约定，保护公平交易和安全；及时妥善处理婚姻家庭、债务、房屋、劳动争议等民事纠纷案件，多做服判息诉工作，消除社会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
（六）加强对发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涉讼的热点、难点案件和新型案件的审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确处理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件，保障和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积极稳妥地审理各类金融案件，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正常运行。加大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力度，促进知识经济形成和科技兴市战略实施。认真审理涉农案件，严厉制裁坑农害农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保障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的长期稳定，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妥善审理好涉外、涉侨、涉港澳、涉台的纠纷案件
，依法保护在榕外籍（外地区）人士的合法权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对外开放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七）认真稳妥行政案件，促进依法行政。坚持行政讼诉法规定的立案条件，依法受理各类行政诉讼案件，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围绕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这个关键环节，落实被告的举证责任，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切实贯彻国家赔偿法，
进一步加强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有效地保护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
（八）切实抓好执行工作，保证生效的法律文书得到严格履行。密切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做到疏导教育与依法强制执行相结合，抓紧清理未结执行案件，同时搞好委托案件的执行。严格执行法律，坚持文明执法，严禁无管辖权办案，严禁超标的查封当事人财产，严禁随意执行案外人或
者第三人财产，严禁故意久拖不执、久执难了等现象。坚决克服和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九）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工作，发挥前沿阵地作用。全市58个人民法庭主要派设在农村基层，与群众接触最频繁，承担着审理占全市70％左右案件的工作，是人民法院实施依法治市、参与综治的前沿阵地和工作基础，作用重大。要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切实发挥其“保一方平安
，护万家和睦、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为基层的法治与综合治理服务。
三、坚持严肃执法，确保司法公正高效。
（十）全市两级法院要围绕严肃执法、确保司法公正这一核心，精心构筑“铁案”工程。通过法院改革，从制度上建立、实行能够保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高效运行机制。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坚持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
利于综合国力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则出发，注重办案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推行以公开审判为重心的庭审方式改革，严格执行程序法和实体法，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力求把每一起案件办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裁判公正
，经得起检验的“铁案”。
（十一）坚持公开审判原则，以公开保证公正。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稳私、未成年人犯罪和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切案件都要公开开庭审理。所有案件的审判都应当在法庭或法律允许的场所公开进行。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允许群众旁听，允许新闻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采访报道，增加工
作透明度，将审判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
（十二）强化庭审功能，提高庭审质量。将审判的重心转移到庭审上来，努力做到庭审公开、举证公开、质证公开、认证公开、说理公开。加强对当事人举证责任指导、引导，审判人员审理案件应当把重点放在审查、核实证据上，努力提高当庭认证和依法论理的水平，确保载判公正。

（十三）强化审判组织的职责，充分发挥合议庭的职能作用。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要依法正确行使权力，严格依照程序法和实体法办案。合议庭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集体智慧和作用，真正成为独立审判的组织。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要加强庭前督导、庭中听审、庭
后总结指导等工作，而且要坚持深入案件实际，亲自担任审判长，多办案、办大案、办难案，确保庭审质量和效果。
（十四）坚持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特别是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和影响较大的案件，可以特邀经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进行审判。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同审判员享有同等的权利。
（十五）严格规范审判活动，促进依法有序管理。进一步健全立审分离、审执分开、审监分立制度，进一步完善办案规程，使案件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更加规范、更加科学。全面建立案件跟踪管理制度，健全案件催办、督办制度，充分动用现代化手段对办案流程进行监督。规范司法文
书的制作，注重裁判文书的依法论理性，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严肃庭风庭纪，规范庭容庭貌，大力推进庭审电脑记录，逐步实行庭审记录电脑化。
（十六）严格审限规定，提高办案效率。所有案件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限的，必须依法严格审批。严禁拖延办案，贻误工作。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非责任明确的案件，能当庭裁决的，要在认定证据合法、说明理由充分的基础上当庭宣判。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的案件，应实行当庭裁决。
（十七）加强审判监督，提高监督的有效性。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主要能过审理二审、再审案件指导下级法院提高办案质量。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对上级法院要求查报的案件，
下级法院要严格按照要求及时查报。凡不属于适用法律上重大疑难问题的案件，一般不得请示，防止一审代二审。
（十八）建立健全办案责任制，认真实行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和司法赔偿制。根据法律规定和审判工作特点，进一步明确院长、审判委员会及其委员、庭长、合议庭及其组成人员和独任审判员在案件审理各个环节中的职责与权力，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超越职权办案。审判人员
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因过失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因违法审判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按照国家赔偿法应予赔偿的，及时予以赔偿。对负有责任的人员，视情节追偿部分
或全部赔偿费用。
四、努力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树立法官良好形象。
（十九）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必须认真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努力把人民法院建设成为严肃执法、办案公正、文明廉洁、开拓进取的人民法院；把人民法官造就成为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的人民法官。
（二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队伍政治素质。深入持久地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深入持久地
开展以“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积极引导全体干警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切实从思想上解决好“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通过学习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干警头脑，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指导法院各项审
判工作。
（二十一）开展创建“公正文明窗口单位”活动，逐步参与社会服务联动。深入学习“漳州110”精神，下决心按规划通过三年努力，把全市法院的告申庭、人民法庭等建设成公正文明窗口和社会服务联动单位，更好地便民、利民、为民，带动法院作风建设上新台阶。
（二十二）加强队伍的廉政建设，坚决反对和防止司法腐败现象。严禁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严禁审判人员在办案中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以及他们提供的吃、住和交通、通讯条件；严禁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认真落实“收
支两条线”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规定，规范财务收支行为，依法收取诉讼费用，严禁从事任何经营性活动。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严格的制约制度和行为规范，严肃查处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泄露审判秘密等违法违纪问题，对违法违纪审判人员，严格按《法官
法》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坚持不懈地开展队伍教育整顿和执法检查，完善法官违法违纪投诉制度，认真办理投诉举报事项。
（二十三）加快教育培训步伐，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要完善法院自身教育培训机构，抓好全市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落实。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重点培养审判人员驾驭庭审活动的能力。全面提高法院队伍审判业务水平与专业学历层次。培养造就一大批高水平
、高层次、高素质的专家型法官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形成由多种层次和知识结构合理构成的人民法官队伍。今后要多招收院校法律本科以上毕业生充实法院审判队伍，到下个世纪初，中级法院和各基层法院的法官要基本上达到法律本科以上专业水平。
（二十四）完善竞争激励机制，推进法院人事制度改革。根据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官管理制度，真正形成一个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人事管理体系。要严把“进人关”和“晋升关”，今后进人实行“逢进必考”录用制；对审判人员
职务晋升实行政绩考核和业务考试并举，竞争择优上岗。通过法官等级评定和法官法各项配套措施的实施，充分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对调入法院工作的人员，要实行岗前培训。对在职不适应审判工作的，要离岗培训，限期提高；对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要调离审判岗位。加强法院内部
的干部交流，使广大干警在不同的岗位上得到锻炼和提高。在上述工作中涉及审判人员职务任免的，要严格按法定程序办理。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各项保障措施。
（二十五）全市两级人民法院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依法开展审判工作。认真落实党委对法院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及时主动地向党委报告贯彻实施本方案的工作情况。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大部署以及遇到的困难，要加强请示报告，并认真办理党委的工作批办、督查件，并及时反馈。

（二十六）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检查和评议，定期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贯彻实施本方案的情况。认真执行《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办法》，积极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各项议案、建议和人大常委会的交办事项，以及督办的案件和信访件，逐一登记并
及时反馈办理情况。进一步密切与人大代表的联系，设立人民代表联络室，建立健全联系制度，并聘请部分人大代表担任执法监督员和特邀咨询员，主动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工作、旁听开庭庭审，及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法院工作重大情况、大案要案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
难点问题，要及时主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
（二十七）加强与人民政协等方面的联系，主动接受民主监督。建立与政协委员联系制度，经常性地通报法院工作情况，听取建议、意见，认真办理有关提案，并聘请部分政协委员担任廉政监督员。
（二十八）正确对待法律和社会监督，认真积极审理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的各类抗诉案件，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健全完善院长、庭长接待日制度，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接受合理建议和正确批评，积极解决反映的问题，不断改进
法院工作。
（二十九）主动开展法治信息和调研活动，为强化法治建设出谋献策。两级法院和工作人员，要结合审判实践活动，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决策管理活动，通过建立法治信息报送反馈制度、法案研究制度、执法调研制度、司法建议督办书制度等，及时反映情况和
谏言献策，为促进国家和地方性立法及依法治市举措的实施提供服务。
（三十）适应审判工作发展需要，搞好审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设，改善信息服务和交通通讯，加强现代化办公条件建设，为公正司法提供良好的物质保证。
（三十一）加强法院宣传和法制教育工作，提高公民和法人的法治意识。按普法规划要求强化措施，广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法院干警要在学法、守法、护法和依法办事方面起表率作用，要把法律素质作为审判机关工作人员任职的必备条件，不断提高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和依法办事
的能力，树立司法公正的良好形象。同时通过审判活动，并积极开展庭审直播、录播工作等，运用典型案例，教育广大公民和法人知法、守法、用法，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三十二）市中级法院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加强对全市法院实施本方案的指导、督促和检查，统一对本方案涉及的内容和要求进行分解，逐一落实。中院各庭处室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指导、协调好下级法院对口庭科室的工作。两级法院要把实施本方案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建立
专项报告制度，采取措施，狠抓落实。
全市人民法院在落实依法治市各项任务中，必须在党委的领导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不断开拓法院工作新局面，为促进福州市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作出新贡献。



1998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