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科技知识的鉴定
陈　敏

　　在知识产权纠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科学技术知识的认知和确定引起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认知和确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专利纠纷案中，将侵权产品或方法与原告的专利权利特征比较，判断技术特征的个性和共性，判断技术方案的相同等同；2.在著作权侵权案中，被告作品是否有剽窃、抄袭、歪曲、篡改原告作品的现象，即相似性的分析；3.在技术合同纠纷中，对系争标的性质、质量、属性、作用及其价值、验收标准的认定和评价；4.在需要评价技术合同履行状况的审判工作中，对属于技术范畴的中间成果、产品等进行技术分析；5.对不成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活动的失败原因进行技术分析；6.在商业秘密纠纷案中，对技术信息的公知性的判断及原、被告双方生产方法、流程，工艺或特有的生产工具的比较。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专业性强、涉及的技术领域广泛等特点，往往使案件的审理难度增加。1为解决这一困难，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上述科技知识的认知和确定经常会使用鉴定和咨询两种办法。其中，鉴定为最常见的办法。但我国目前的鉴定制度并不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为使知识产权诉讼中科技知识的认知和确定更符合民事诉讼自身的规律，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重塑我国的鉴定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当前的鉴定制度及其弊端
　　所谓鉴定，指由具有科学、技术、工艺等专门知识的人根据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并提供结论性意见。而此种结论性意见即被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鉴定,结论因其在我国的诉讼法上被列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故具有重要的诉讼功能：它是法官借以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它以其专有的、特殊的判断和认定方式，使那些初步具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显现其在诉讼上的证据力；它也是鉴别、认定其他证据是否具有真实、可靠性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2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目前的鉴定制度暴露出了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易形成缠讼。首先，鉴定部门对鉴定人的选择不仅需考虑其资质问题，还要顾及该鉴定人是否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故对鉴定人名单的确定等往往要耗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当事人尤其是被告当事人往往还会提出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要求回避，给确定鉴定人带来诸多困难。再次，增加了诉讼成本。由于鉴定是由鉴定部门组织进行，故其中专家劳务费、鉴定设备仪器的成本费等鉴定费亦相当可观，在现有知识产权诉讼中，公民个人作为权利人参与诉讼的具有相当数量，如要进行鉴定，鉴定费需由原、被告双方各自预付，这对于个人当事人而言，是个相当大的诉讼负担。
　　2.易形成审判权让渡。由于知识产权诉讼案中的待证卅实涉及技术领域广泛，涉猎多种学科且专业性强，法官在技术领域方面只具有一般人的普通性学识和经验，对这些专门性的待证事实难以加以识别或认定，必须求助于各学科的专家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来作出科学鉴定，为确认与待证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提供必要条件。由于鉴定结论对案件中特殊的专业性待证事实产生的证明力是其他证据种类无法替代的，有的还会对案件的最终结论产生决定性作用，易造成一些法官习惯性地将鉴定结论视为优于其他证据的一种方式，不经实质性审查判断，无条件地将结论作为审判的基础，这实际是将对专门性事实的认定权转移给鉴定人。
　　3.行政职权色彩过重。我国民诉法第7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鉴定人只特指法人机构，即法定鉴定部门或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自然人只接受鉴定机构的指派从事其职务上的鉴定工作。这一鉴定人制度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职权色彩，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1)鉴定机构的设置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和职权划分，故机构缺乏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利于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3；(2)鉴定机构或部门职能重叠或交叉，权职界定不明确，对于某些鉴定事项有互相推诿的现象；(3)易造成以鉴定机构的行政级别高低来决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准确性。鉴定结论因其具有行政职权色彩，其证明力被优于其他证据类型而予以采信。我国现行专家鉴定人制度反映出鉴定人作为法官助手的职能作用比较突出，且有关法律也仅承认法官有权指定或聘请鉴定人，因而在实际上就造成了难以对法庭认可的鉴定结论提出质疑乃至达到否定的效果，在程序上实际与我国民诉法第66条形成矛盾。
　　尽管在目前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法院十分重视专家鉴定，但由于是鉴定制度中存在上述弊端，致使法院有可能将向专家进行咨询作为专家鉴定的前置工作。如咨询意见比较清楚透彻，与法官对专业技术问题的理解判断一致，则法官就将对专业技术事实部分的审查认定工作作为其自身职责。如咨询意见不明确，无法帮助法官作出认定，则再将此部分工作转移给鉴定人完成。司法实践中，咨询意见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关案件中某些特定事实问题的咨询，咨询对象为该领域中较有资历、知识层次较高的专家；二是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咨询，咨询对象则为立法工作者，法律研究者。但无论哪种专家，笔者认为他们所提供的陈述都是一种倾向性意见，存在着以下几点缺陷：(1)意见产生所依据的事实有限。由于被咨询者并不处于诉讼参与人的地位，故其不能广泛阅读案件有关事实材料，无法从中全面综合地分析客观情况；(2)咨询意见不在庭上质证、认证。咨询一般是法官就法庭审理后尚存的疑难问题向专业人士提出，故该意见产生后，大多作为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参考意见，仅供内部掌握，并不再次就该意见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质证、认证，易给当事人造成一种“暗箱式操作”的感觉。(3)被咨询者不在意见材料上签字，即提供的只代表个人意见。该意见仅是专家根据其自身掌握了解的专业知识帮助法官对案件涉及的科技知识作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鉴定结论与咨询意见相比，两者在证据效力上完全不同。法院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完全是一种被动式的审查4，即如当事人不提出相反证据推翻鉴定结论，法院则将该结论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咨询意见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经验、技能的人就法官提出的问题发表其个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并不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咨询意见在我国尚未被作为一种证据方式看待。正是因为存在鉴定结论和咨询意见的上述弊端，笔者认为可在咨询和鉴定之间寻找第三种方式，结合两者的诉讼功能优势，进行改革，提高知识产权诉讼效率。这里不妨可先借鉴外国有关司法制度的规定。
二、国外鉴定制度评述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科技知识的认知上均采用专家证人形式，但在实践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的选择，虽然立法上赋予法官享有指定专家的职权，但在实践中，这一职权的行使十分罕见。由于英美法系的诉讼机制实行的是抗辩式，鉴定人一般由当事人选定，被作为广义上的证人予以看待，由当事人带上法庭，像对待一般证人那样对其进行主询问和交叉询问，故其所作之鉴定结论不被作为独立的证据方式5。而在大陆法系，鉴定人通常被作为与物证相对应的人证来看待，在其诉讼功能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将鉴定人看作为法官的助手，即由专家代替法官在对待证事实及专门性技术领域从事调查、了解，补充法官的认知能力，同时鉴定人兼具证据方法功能，故鉴定人主要由法庭从可作为鉴定人的登记名册中指派6，当事人本人一般不得提供鉴定人，以保持诉讼的公正，维护鉴定结论这一证据方式的真实、可靠性。但是在对事实的认定上，法官依然坚持自由心证，不受鉴定人意见的束缚或限制，并从立法和司法上通过特定的程序规则使鉴定人的意见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疑。而另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将鉴定人仅作为证据方法。
　　在英美法系鉴定人与证人相对统一的诉讼机制下，由当事人自己选定专家作证。鉴定人与当事人的关系是聘用关系，鉴定人从当事人处取得工作报酬，基于这种利益驱动，鉴定人势必与当事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积极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其所需的专业事实依据。所作的鉴定结论具有倾向性，这种取得专家结论的方式导致了无法将科学的鉴定意见所形成的公正结果交给法院以供作为裁判的基础7。对法官和陪审团的裁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鉴定的技术方法和科学性准确性，而是双方所选鉴定人的声望及其在法庭上的实际表现。
　　大陆法系将对鉴定人的选任规定为法院所固有的职权，是基于民事诉讼职权进行主义，从保障鉴定人的公正性、中立性从而确保鉴定结论客观性的角度出发，在立法精神上要求对鉴定人的选择应超越当事人各自的诉讼利益。但这一规定片面追求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而忽略了知识产权诉讼作为民事诉讼所具有的私权价值与功能，限制了当事人所拥有的权利。
三、对我国鉴定制度改革的思考
　　笔者认为，应在鉴定人制度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改革，将鉴定人由法人机构转化为以自然人名义进行的专业鉴定人，削弱鉴定的职权主义色彩，强化当事人主义鉴定原则。
　　实行这种改革，就是将双方当事人产生分歧的待证事实交由各自聘请的专家予以论证，由专家利用本人的特殊知识、经验、技术等陈述对待证事实的分析、推测和结论。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专家证人对待证事实的科学判断内容基本一致，无疑可以作为法官认定事实的证据之一。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专家证人所作的论证结果不一致，还可以由法院组织专家技术认证团，要求当事人提供的鉴定人接受专家团的询问，陈述其观点形成所利用的材料信息，对专业待证事实的认识及以其特有的知识、经验积累所作判断的推理过程，并由该专家团对该待证事实进行综合论证，最后该结论与哪一方当事人的专家证言最相近，且对方当事人无相反证据予以辩驳，法院则将该结论作为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证据予以采信，可与其他证据一并审查，作为判案的依据。当然，在对鉴定结论的采信和审查中，还可以引进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方式，以增加程序的对抗性，既适当弱化法官在科技知识方面的职权，让法官真正地处于公正、中立和超然地位，同时又能使当事人真正地负担起举证责任，这也是使各种证据方法由静态走向动态，使法官的自由心证与庭审活动的推进密不可分的重要程序保障8。
　　在上述做法中，首先必须做的工作是对专家的选择和聘请。在我国，专家一般指在本行业或领域中具有较高学历、经验或技能，享有一定的威望，具有某种特殊知识的自然人。而不象美国那样，对专家采广义理解，即只要在其行业中具有他人无法掌握的知识、技能、经验的人就可以被视为专家。在现行的鉴定人制度中，担任鉴定工作的人员是由鉴定机构予以确定的，即鉴定机构根据法院的委托和待证事实的性质，选择与待证事实属于同一行为领域的专家。如果推行专家证人制度，该项工作将转移到当事人身上。当事人为了证明其权利的客观存在与否或侵权行为的存在与否，会选择其认为最熟悉该待证事实的本行业中的优秀人员，同时为使最后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当事人会为专家的调查、分析，推论提供充分、有效的材料，从而使专家能作出最有利于本方的科学判断。关于鉴定人的选定，笔者认为可以发挥的法定鉴定机构的作用，即由鉴定机构编制该行政区域内各行业专家名单，与专家签订工作，约定专家在发挥其专业所长，科学、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工作的同时对其调查的待证事实负有保密义务。当事人从该登记在册的专家名单中挑选其满意的专家，这既可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又可使专家保持相对的中立。
　　综上，笔者个人认为推行上述改革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贯彻我国“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专家证人作为一种证据方法可以由当事人自行采用，即双方当事人都享有充分利用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方式来证明自己所提出的事实主张，或者用来反驳对方所提出事实主张的权利。作为一种对抗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当某一待证事实涉及到一特定的专门性问题时，一方当事人可通过对该专门性问题进行专业技术鉴定，并将专家证人作为证据支持其诉讼事实主张，与此同时，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相应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鉴定结论以便于作为对抗手段，这便是对抗辩论式诉讼在举证责任机制上的本质反映；同时，这种机制也能够确保法官处于公正、中立和超然的地位，保障程序公正原则的彻底实现。
　　2?弱化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纠纷中的作用，强化了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概念。专家证言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证据方式，属于私权范畴，而由政府机关执掌鉴定职权而介入当事人的私权纠纷，形成国家公权和以自由、平等为主要特征的私权相对立的抵触，往往会导致国家公权对当事人私人利益的冲突，又使当事人不能在平等地位条件下及时获得民法意义上的司法救济8。因此使行政机关超然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纷争是当今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
　　3?减少讼累。司法实践中，有时为了鉴定人的选择，既要考虑鉴定人所具备的资历，又要考虑该鉴定人是否会因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而被申请回避，故往往会耗时几个月。如由当事人自己选择专家，将专家证言作为自己的证据予以准备和出示，此阶段工作将被置于诉讼程序开始之前或提出相反证据阶段，不会占用太多诉讼期限，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审理。
　　4?有助于专家证人的证明作用得到实现。证据的证明作用，是经过大量的质证和认证后才能实现。只有经过去伪存真，排除矛盾的过程，才可以成为最真实、最可靠的证据。将专家证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证据提出，有利于对该专家意见的质证和认证。为使自己的主张能被法院接受，提出专家意见的一方势必对咨询事项慎之又慎，其内容必须完整而贴切，这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关联性和真实性。而另一方当事人为推翻意见，也必须会对专家意见中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质证将更为严密。
　　
　　注：
　　1参见1996年6月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知识产权案件诉讼证据中的鉴定问题》
　　2参见毕玉谦著《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
　　3同2
　　4参见《证据学》
　　5参见沈达明编著《英美证据法》
　　6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57条
　　7同2
　　8同2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证券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周成泓


[摘 要] 证券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具有阶段性的合理性，但它有着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应当予以废止；目前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于虚假陈述赔偿案，应当将其扩大；证券民事赔偿案的诉讼形式不应限于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应当引入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证券民事侵权赔偿案件实行无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相结合的做法，因果关系依据诱多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者影响的模型确定，其举证责任实行推定。
[关键词] 证券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受案类型；诉讼形式；举证责任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自此，法院开始正式受理证券侵权案件。2003年1月9日高法又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通知》（以下简称）对审理证券侵权赔偿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作了规定，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本文拟以该两司法解释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并结合诉讼法理论，对我国证券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作一探究，以期对推动我国证券民事诉讼的立法及司法有所裨益。
一、前置程序
根据《通知》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规定》第6条重申，投资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须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这就是说，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是证券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
（一）前置程序设置的原因
高法曾于2001年下发了《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受理的通知》，将证券侵权赔偿案件排除于诉讼之外，理由是受当时立法及司法条件的限制，尚不具备审理此类案件的条件。2002年初，高法改变立场，同意受理此类案件，但设置了诉讼的前置程序，其理由为：（1）抑制滥诉，防止诉讼爆炸。高法认为，由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市场化、规范化的程度不够高，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等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如果没有前置程序屏障，案件数量将会很大，法院难以应付。（2）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由于证券行业的专业性较强，受到侵害的一般投资者往往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自然难以收集到相应的证据，从而造成举证困难，设置前置程序可以利用有关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力量调查取证，减轻原告方的举证责任。（3）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保障司法的统一性。由于我国司法资源的分配存在严重的地域差别，不同地方法官的素质不尽相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还较为严重，因而同一案件在不同法院诉讼，可能产生不同的判决，损害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设置前置程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证券投资者胜诉的可能性，并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4）有利于法院推卸责任，保障其在政治上的安全地位。证券市场是一个公共性较为突出的行业，其一旦发生纠纷，所牵涉的对象将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由此导致纠纷处理机关面临巨大压力，一旦处理失当，其将承担难以预料的法律责任甚至政治责任。而行政前置程序的制度设计可以使法院在纠纷发生初期远离社会公众的关注，巧妙地逃脱对证券纠纷是非的判断，而一旦证券纠纷的行政处罚决定下达以后，实际上关于证券纠纷的最为关键的过错问题也随之敲定。至于如何赔偿，赔偿多少等技术性问题，一般不会引发太大社会纷争，并且这对法院来说也是驾轻就熟的工作，不会带来政治上的风险[1]。
（二）前置程序给民事诉讼及投资者带来的消极影响
1.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原则”。就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如果案件受理要以证监会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前提，无疑降低了司法权的地位，使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严重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从法理上来说，行政权理应受到司法权的审查，前置程序显然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原则”。
2.冲击了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并且与具体的法律规定相冲突。高法于《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之外另设额外限制，违背了我国现行法律的位阶体系。并且，前置程序作为投资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证券法》关于证券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
3.抬高了诉讼门槛，将大多数虚假陈述案件拒之门外。投资者因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失，必须等到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才能提起诉讼，而在此之前，投资者一直处于受损的状态，并且损失可能进一步扩大。另外，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必须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前提，民事责任则未必，由此导致有时投资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再则，行政和刑事处罚的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不一样的，前者要求更高，以进行了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这也会损害投资者的诉讼权利。
4.使案件久拖不决，甚至可能导致案件的终结。为逃避因民事案件败诉而带来的巨额赔付，行政被处罚对象势必向上一级监管机构提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行政处罚。
虽然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受影响，投资者可以据此提起民事诉讼。但据《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待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结束之后，已是时过境迁，做出虚假陈述的公司可能早就因为股价暴跌、银行收回信用、财产冻结而资不抵债了，投资者的损失自然也得不到补偿[2]。
5.行政处罚的罚款数额巨大，使其后的民事赔偿难以实现。对证券虚假陈述的查处，会带来行政责任，如罚款，也可能带来行政责任，如罚金。《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因此，一般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罚款就已经上缴国库，广大投资者得不到赔偿了。虽然《证券法》第207条、《公司法》第208条都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原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要将已上缴国库的钱返还给普通投资者是很难的。
综上，前置程序的设置具有阶段的合理性，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应当在合适的时候将其废除，使三种责任的追究并行不悖，才能保障民事赔偿落到实处。
二、受案类型
根据证券法律的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侵权行为，统称为证券市场欺诈行为，主要包括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四大类[3]。但是，目前人民法院只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证券市场的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以及不当遗漏信息的行为。
目前人民法院只受理因虚假陈述而导致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原因，根据高法有关同志解释，主要是：第一，由于证券法律对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规定得相对较多和丰富些，而对其他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几乎没有涉及；第二，虚假陈述行为必须通过某种载体反映和表现，而其他行为多是以行动所进行，故而虚假陈述行为远比其他行为容易认定和判断；第三，虚假陈述行为危害的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和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信息披露制度；第四，虚假陈述行为是证券市场上各种违法行为的最基本形态，其他违法行为多半以它为依托而共同发生；第五，现实中，虚假陈述行为是证券市场上发生最多的侵权行为，也是目前受到行政查处最多的侵权行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人民法院选择了虚假陈述行为作为介入证券市场、建立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突破口[4]。
但是，笔者以为，将证券侵权赔偿案件的受案范围局限于虚假陈述案，既与法学理论不符，也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而且在实践中会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从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害来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与虚假陈述并无本质不同，均是典型的以欺诈为手段、违反证券市场信息公开的强行性规定的侵权行为。我国《证券法》也明确规定禁止这四类侵权行为。为与法学理论相符并与证券法相协调，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四类侵权案件。从实践来看，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欺诈客户事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其原因，除证券发行与交易总量增加的客观因素外，还与缺乏相应的民事责任机制，没有发挥民事赔偿责任机制的证券市场管理功能密切相关。再则，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要求当事人之间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纠纷，都应当可以最终通过诉讼解决。因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和欺诈客户而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发生的争议，应当纳入法院的受案范围[5]。
因此，扩大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全面受理证券市场各类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侵权案件，既是法学理论的要求，也是现行立法的要求，还是实践的要求。
三、诉讼形式
《规定》规定虚假陈述案件只能采取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方式，而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共同诉讼只能采取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这样规定的理由是：证券市场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受侵害的投资人人数众多，且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往往不是单一的，投资人不可能起诉完全相同的被告；每个投资人受到的实际损失很难相同；还有，目前我国没有类似美国的中介机构对数以万计的投资者及其损失进行登记和计算，仅依靠人民法院完成公告、对权利人进行登记以及权利人选择加入诉讼和适用裁判等工作是不现实的。故对证券市场人数众多的赔偿诉讼分离出若干个原告人数确定的共同诉讼，是符合人民法院现有条件和证券市场现实状况的[6]。
对高法的上述规定，笔者以为是存在问题的。我国民诉法是没有规定集团诉讼，不适用集团诉讼处理证券侵权案自然符合法律规定。但是，《规定》将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也排除在外，则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在解决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案中，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特点正好与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适用条件相吻合。民诉法第55条规定的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适用条件有三，即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人数众多的一方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而这三个条件正是绝大多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基本特征。（2）较之以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在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时具有优越性：第一，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可以通过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的方式，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登记权利参加诉讼，从而真正实现将众多纠纷纳入同一程序一次性解决，节省了司法成本，也提高了诉讼效率。第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诉讼代表人的产生方式较为灵活，提高了实现代表人诉讼的可能性，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防止了被告人（主要是上市公司及其责任人）的讼累。第三，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裁判效力可以扩张至同期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从而确保纠纷的一次性解决；而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裁判效力不具有扩张性，只对参加了诉讼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不能解决所有与本案属于同一种类诉讼标的的纠纷[7]。
因此，立法应当规定可以通过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解决证券民事赔偿诉讼，这样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实现诉讼的公正性。
《规定》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突出和强调了通过诉讼调解与和解解决争议的目的。对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不论依照何种诉讼方式，都是为找到一个合法有效的途径，以解决人数众多的纠纷。即便在美国这样证券市场和法律制度十分发达的国家，能够走完整个诉讼程序的案件也仅为诉讼总量的2－3％，大量的纠纷是以法庭调解或当事人和解的方式予以解决的。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诉讼成本通常较高，诉讼周期也较长。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鼓励当事人以和解方式息诉或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协议解决讼争，这对诉讼双方都是有利的。
四、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是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它往往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的成败。依据民法原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即侵权事实、主观过错、损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不管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侵权事实和损害结果都由原告方进行证明，而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证明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是不同的，因此，以下笔者从该两个方面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进行分析。
（一）过错的证明——归责原则与免责事由
依据《规定》，除了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以外，其他各类被告均可以举证证明其无过错而获得免责。只要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以下事由，则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此外，如果被告证明存在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等其他法定免责事由的，则被告也可以免责。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过错责任是以侵权存在过错为构成要件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适用的一种特殊情形，指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与被告所为有因果关系，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就推定被告有过错。它将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加害人一方，以避免受害人因不能证明对方存在过错而无法获得赔偿。从《规定》的上述规定来看，对发起人、发行人和上司公司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只要其行为产生了损害后果，无论其有否过错，均要承担赔偿责任，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对其他被告规定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但实行过错推定。因此，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是由被告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果其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便推定其存在过错，要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免责事由，指的是超过诉讼时效、不可抗力等。存在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由主张免责的被告承担。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
因果关系是联结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纽带，其认定直接关系到侵权行为人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于证券侵权赔偿案件因果关系的认定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是由谁对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
关于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规则。《规定》第18条、19条根据诱多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者影响的模型，分析和确定了行为与损失间的因果关系，规定只有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入证券，在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卖出或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的，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才具有因果关系。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或更正日期间，买进又卖出该证券的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由此可见，《规定》不仅吸收了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而且根据国情丰富和发展了确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损失间因果关系的理论。
关于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规定》以因果关系推定为基础进行了分配，即，原告就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因）和因投资相关证券而产生亏损（果）负举证责任，被告就其抗辩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比较科学的。

注释：
[1] 鲁篱.证券民事赔偿若干问题探讨——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规定[J].财经科学,2004(3).
[2] 周险.我国证券民事侵权诉讼前置程序的反思[J].南方冶金学院学报,2005(2).
[3] 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J].法学研究,2001(2).
[4] 奚晓明,贾伟.《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03(2).
[5] 谭秋桂.证券民事赔偿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分析[J].现代法学,2005(1).
[6] 李国光.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答记者问[A].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办案手册[C].2002,(3).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37.
[7] 谭秋桂.证券民事赔偿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分析[J].现代法学,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