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口供并不择手段获取口供,是侦讯活动中长期存在的不良现象。近些年来,随着冤错案件的不断曝光,许多人认识到“中国式错案”几乎都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刑讯逼供,因此,遏制刑讯逼供成为扭转侦查状况和改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考量。若干具有一定宣示作用和实际效能的制度——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等的出台,使刑讯逼供的旧习不再畅行无碍。虽然如此,司法改革中,口供依赖这一非法取证行为根本症结并没有得到触及,当刑讯不再如既往那样恣意放纵之时,在刑讯之外寻求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案的尝试就会暗中展开。这些替代方案既有理性、合法的,也有不人道和非法的,司法人质成为刑讯替代的一种新手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催生和蔓延的一种新动向。　

　　人质的“质”,就是作为保证的人或物。春秋时期颇多以人为质的事情,如《左传·隐公三年》记述:“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这里提到的“狐”与“忽”都是人质,那时派往别国(或别处)去做抵押的人多为王子或世子,这些人质也被称为“质子”。类似做法,不仅在古代,而且在现代也还没有完全绝灭,即使政治上的人质现象已经十分罕见。犯罪领域也存在人质的情况,如绑架勒索是一种变相的人质现象,犯罪者先将作为目标的人绑架作为人质,再向人质的亲属或者所属机构等索要赎金,以此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有时候,以人为质要达到的是金钱以外的目的,如对人质的亲属进行警告,形成威胁,从而令其屈从。　

　　司法人质是类似的一种现象。“司法人质”一词既可以指称司法中以人为质的现象或行为,也可以指称作为这种现象或行为对象的人。前者是指将被讯问人的亲属作为人质使用,胁迫被讯问人屈从并作出有罪供述以及提供配合的做法。司法中以人为质的现象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将人实际扣押作人质,让被审讯的人看到,甚至带到被审讯人的面前,让后者清楚地知道人质的真实存在。二是将被讯问人的亲属当作迫使被讯问人屈从的一种手段,描述被讯问者不服从则其亲属可能遭遇的不幸或者困扰,以此对被讯问人造成心理、精神上的强大压力,迫使其作出有罪供述。　

　　无论哪一种情况,司法中以人为质来迫取口供的现象都是一种法律所禁止的“胁迫”行为。胁迫就是在精神上施加压力,往往体现为以一定的不利相威胁。胁迫的目的在于摧垮被审问者的意志,使其乖乖就范,提供审问者需要的口供并提供侦查人员期望的配合。这种做法有时可以收到比刑讯更快捷的奇效,而且由于通常不需要物理性的动粗,也就不会留下伤痕,甚至可以得到被审讯者配合隐瞒。　

　　司法人质现象是一种“人性化”的司法现象,这里的“人性化”需要以引号括之,因为这是与司法所倡导的人性化反其道而行之的恶劣做法,是利用人性软肋来达到侦讯目的,其实质当然是反人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而且往往不止一个。对于自己亲人命运和处境的牵挂和关心,往往是一个人的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许多人可以自己忍受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却无法接受亲人遭受危险或者困窘,侦讯人员往往洞穿了被讯问者的这一软肋,以其亲人为“人质”相威胁,如对被审讯的人说“你要是不讲,我们就到你孩子的学校找你的儿子,对他进行调查,让他的老师、同学都知道他的爸爸是个罪犯”,或者“你要是不说,就在你妈妈过生日那天上门进行调查,你想想老太太会是什么心情”,甚至“你要是不合作,就把你亲属也抓进来”,诸如此类,往往能够换来被讯问者低头认罪。即使被讯问者是无辜的,一想到自己的亲人可能遭受羞辱甚至也被捉将进来,他们也常常选择与侦讯人员合作,因此司法人质现象与刑讯一样埋伏着使无辜者违心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的很大风险。　

　　司法中以被审问者的亲人为人质的做法并不是近年来的新发明,事实上,当年苏联大清洗中的侦讯人员就深谙此道,他们的这类做法早就腥秽四溢,臭名昭著。前苏联大清洗中的公开审判,被告人争先恐后认罪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司法人质的做法。罗伊·梅德韦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揭露了司法人质的极端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据P.Γ.阿里汗诺娃证实,著名的党务工作者H.汉苏瓦罗夫接受侦查期间曾连续10天站在水中。斯·柯秀尔的妻子告诉阿里汗诺娃说,刽子手没能用刑讯使她的丈夫屈服,就把他们16岁的女儿带到侦讯室,当着父亲的面强奸了她。此后柯秀尔在所有的‘供词’上都签了字,而他的女儿被放出监狱后,卧轨自杀了。”　

　　禁止司法人质的做法,目的之一是防止无辜者违心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并导致错判。这种做法不但可能使无辜者自诬,也可能使有罪的人吐实,使他一五一十讲出实情。那么,如果被讯问者确实犯了罪,这种司法人质的做法是否就具有了可接受性?考量这个问题的思路与考量刑讯正当性的思路完全一样———对于一个有罪的人进行刑讯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答案自然也有相通之处:禁止刑讯逼供或者以人为质,不仅取决于这种做法有可能获得虚假的自白,而且其本身具有的那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性质也使它无法取得法律上的正当性,侦讯中以司法人质的做法来迫取口供与司法文明程序的提升背道而驰,也违背现行刑事诉讼法所明令禁止“威胁”取证的规定。　

　　近年来,以威胁方式取供的方式引人关注,比如谢亚龙案件,被告人声称自己的儿子被侦查人员用来威胁,迫使其认罪。这样的威胁是否真实存在姑且不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高度密闭性的侦讯中究竟发生过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人们不得不表达关切。尤其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应当提高警惕。在今后的诉讼监督活动中,非法取证行为将是侦查监督的工作重点之一,这也是侦查监督的难点。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都应当密切注意司法人质现象以及蔓延的可能性,及时加以纠正,对于以司法人质相威胁取得的口供,应当加以排除,不允许作为起诉的依据和定案的根据。无须赘述,只有加强监督意识,才可能使司法人质现象有所收敛乃至消失,刑事司法人权的进步才不至于成为一场“空城计”。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


遵义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发文机构：遵义市人民政府
发文日期：2001-4-19
实施日期：2001-4-19


遵义市人民政府令第23号

《遵义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4月16日市人民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傅传耀
二OO一年四月十九日

遵义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贵州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猪屠宰和生猪产品销售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工作。 县、区(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的日常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乡（镇）生猪定点屠宰的具体管理工作。各级畜牧、工商、环保、规划、卫生、税务、物价、公安、技监等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生猪屠宰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必要的行政执法人员。
第五条 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制度。
第六条 需要屠宰上市销售的生猪，必须在定点屠宰厂（场）屠宰(农村自宰自食的除外）。人口相对集中的村，也应推行生猪定点屠宰，具体管理办法由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七条 定点屠宰厂（场）的选址，必须符合城镇规划、环保要求，必须远离生活饮用水的地表水源保护区、居民集中区，不得妨碍或影响所在地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第八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充足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二）有符合国家设计、安全、卫生标准规定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屠宰设备、生猪和生猪产品专用运载工具；
（三）有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经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并取得其核发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资格证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理化、微生物等常规检验的检测仪器，备有适用的消毒药品和消毒设施，健全的卫生消毒制度；
（六）有病猪、死猪及其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排污设施和污染治理配套设施；
（七）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防疫条件。
第九条 定点屠宰厂（场）设置：红花岗区设置2个；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置1个；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设置1个；有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设置1个。
第十条 拟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县(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技术资料，由县（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在红花岗区、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拟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区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技术资料，经区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后转报市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由市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经批准设置的屠宰厂（场），必须到市、县、区(市)畜牧、环保、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到市、县（市）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定点屠宰证》，再凭《定点屠宰证》到市、县、区(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申办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十二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逐步实现工厂机械化屠宰。
第十三条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生猪，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出厂（场）生猪产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要求，必须接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必须符合环保要求。
第十四条 禁止定点屠宰厂（场）有下列行为：
（一） 对生猪或生猪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
（二） 加工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的生猪；
（三） 出厂（场）和上市销售不符合标准的种公、母猪和晚阉猪产品。
第十五条 进入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必须加盖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使用的验讫印章和定点屠宰厂（场）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并持有关票据同时上市。市场销售肉商摊位应挂上定点屠宰出厂（场）“合格”标牌。从事生猪产品销售、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集体伙食单位，销售或使用的生猪产品必须是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产品。
第十六条 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依法成立的屠工、肉商、生猪贩运户等民间行业协会的管理。
第十七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费)和收取屠宰加工费用。
第十八条 县、区（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的管理。市、县（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对《定点屠宰证》实行年度检验制度。屠宰厂（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办理年检手续。
第十九条 从事生猪屠宰的屠工必须经过培训并获得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屠宰资格证》，实行持证上岗。
第二十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给合法经营户提供屠宰加工服务。
第二十一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点屠宰生猪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并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没收非法屠宰的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定点屠宰厂（场）对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处理，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定点屠宰厂（场）出厂（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下的罚款。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由卫生、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分工，对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四条 定点屠宰厂（场）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屠宰活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定点屠宰厂（场）资格。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是注水或者注入其它物质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分工，对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五条 拒绝、阻碍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产品，是指生猪屠宰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骨、头、蹄、皮等。
第二十八条 牛、羊和其他畜禽的屠宰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