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国税发[2003]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近年来，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下简称涉外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日益增加，涉外企业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为进一步规范涉外企业税收管理，加强对涉外企业的纳税服务，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涉外企业税收管理和服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是税收征管工作的主要内容，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有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其纳税意识和守法水平，才能促进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只有通过规范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税收管理，提高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能力，才能为纳税服务提供不断深化发展的平台。提高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的水平是税收征管改革的基本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高素质的管理者队伍，同时需要通过实施专业化、高质量的纳税服务形成纳税人较高的税法遵从水平。为加强涉外企业的税收管理，总局及各地税务机关近几年来在管理制度规范、人才培养、完善纳税服务等方面先后建立了一系列专门机制，有效地提高了涉外企业的税收管理和服务水平。
近年来，在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有些地区在调整大中型涉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管理级次和税收管理专业人员的同时，忽视了健全涉外企业税收管理和服务的相应措施，使得一些涉外企业税收管理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制约了涉外企业税收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涉外企业是我国吸引外资、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适用技术的重要阵地，保持涉外企业各项税收政策的落实到位是维护国家对外开放形象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的重要承诺。进一步提高涉外企业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是适应新形势、提供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保持税收收入稳定增长的迫切需要和有效途径。涉外企业具有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较为健全的财务核算体系、较为完备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大量的跨国交易事项。涉外企业的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在其税收管理中，应强化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建设，提高纳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发挥促进我国整体税收征管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作用，同时也使其成为规范和加强我国国际税收征管的突破点。
因此，各地应进一步重视对涉外企业的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工作，通过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完善适应涉外企业尤其是大型涉外企业、跨国公司的税收管理和服务机制；整合规范涉外企业税收管理的现行制度，注重向涉外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和专业化的纳税服务，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合作，密切税企关系，减少遵从成本，塑造诚信纳税氛围。
二、进一步规范涉外企业税收管理
近年来总局先后下发了审核评税办法、涉外税务审计规程、所得税汇算清缴规程和办法以及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等规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涉外企业税收管理质量的提高。但在各规章的实施过程中，应特别注重环节间的相互衔接，特别是确保信息的流通，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为此，要按照总局征管改革方案统一要求，梳理工作流程，理顺工作环节，进一步规范涉外企业税收管理。
涉外企业税收管理按照工作流程，可分为咨询辅导、税源监控、审核评税（又称纳税评估，下同）、税务审计、反避税调查等环节；在工作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加强各环节信息和工作流程的衔接，保持各环节关联性，形成各环节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既相互渗透又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形成管理合力，提高整体效益。
（一）提高咨询辅导专业化水平。咨询辅导环节是在税务部门提供共性服务的基础上，负责对涉外企业税务咨询的解答、具体税务事项的专门辅导等工作。涉外企业主管税务机关除了及时提供常规服务事项外，可以分行业设置专业管理小组，配备税收联络员，对特大型企业可以设置驻厂管理小组，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实际发生的涉税事项，宣传解释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税收协定，提出税法遵从具体意见，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投资所在国相关税制辅导和税收协定辅导，就企业关心的热点税收问题开展专题培训，切实提高涉外企业的税务遵从水平和办税能力，减少纳税风险。
（二）强化税源监控。税源监控环节主要负责建立涉外企业信息库，认定审批涉税事项，全面了解和掌握涉外企业税源的规模和分布状况等工作。一要采取多种方式，了解和掌握涉外企业的财务核算和相关的生产经营情况，分析其税收风险。二要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规范涉税事项认定审批管理，包括涉外企业申请的税收优惠待遇、各项费用列支标准、财产损失税前扣除及清算注销等各项涉税事项的认定审批。三要挖掘涉税信息的效用，在充分利用涉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基础上，注重搜集税收征管各环节和其他部门的涉税信息，包括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提供的涉税信息，建立基础数据库。四要建立信息联络和跨区域征管协调机制（由总局另行下发执行），各涉外企业税收管理机构间尤其是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间要加强涉外企业税收征管信息沟通，及时传递和通报相关信息，并实现跨省、跨地区经营大企业的总机构、分支机构、营业机构、办事机构和关联企业间税收征管信息在各有关涉外企业税务主管部门间共享。五要逐步建立纳税人信用等级制度，通过建立规范化的指标体系，评定涉外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并对不同信用等级的涉外企业实施针对性的管理监控办法。
（三）注重评税质量。审核评税是对涉外企业申报纳税信息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核，发现申报纳税中疑点和异常现象并予以纠错补漏的税收管理手段，对于提高申报准确率和税款入库率、促使涉外企业提高申报纳税质量、减轻乃至杜绝因税法遵从失误而招致的处罚具有促进作用。涉外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利用基础数据库，建立审核评税指标体系，按照总局《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人员纳税申报审核评税办法》（国税发〔1998〕72号）规定开展工作，要在涉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结合开展审核评税，及时发现和处理所得税异常申报纳税问题，对发现的需进一步审核和下户检查的事项要及时移交审计环节处理；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审核评税的信息化。
（四）发挥审计效用。涉外税务审计是通过利用审计程序、现代审计技术和相应的工作底稿制度，对涉外企业申报纳税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深层次审核的管理性手段，对于防范税务风险、增强企业纳税遵从方面具有促进作用。涉外企业税务主管部门要按照总局《涉外税务审计规程》（国税发〔1999〕74号）规定，完善有关程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大实施涉外税务审计规程的力度。一是直接受理审核评税环节移交的需进一步审核的涉税事项和直接选择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进行审计。二是根据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工作重点，选择审计事项，确定相应的工作底稿要求。三是《涉外税务审计规程》是总局规章，其所列文书与其他税务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四是要充分利用基础数据库，不得到企业重复搜集已有的涉税信息；在审计过程中发现涉外企业有国际避税嫌疑的，应及时送交反避税环节处理，发现有重大偷逃骗税行为的，应按规定及时移交稽查部门立案查处。
（五）加大反避税力度。反避税是对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避税行为进行调查处理、防止税收收入流失、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手段。各涉外企业税务主管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当前避税问题的严重性，严格按照总局对反避税工作的各项要求，进一步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一要进一步加强关联申报管理，全面调查、分析和核实涉外企业的关联申报情况，及时处理异常申报现象。二要充分利用税源监控环节搜集的数据，特别是涉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评税和税务审计的成果，提高选案的准确性，掌握本地区的行业利润情况，加大审计调整力度。三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对工作中发现的偷逃骗税行为，应及时移交稽查机构立案查处。
三、稳定专业人才工作岗位，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
涉外企业尤其是大型涉外企业由于其生产经营的多样性、跨区域性，决定其财务核算较为复杂，涉及的税收问题多有国际性，也较为复杂。因此，征管改革试点地区应在按照总局规定积极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涉外企业税收管理和服务机制，在调整涉外企业税收管理机构职责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具体配套措施，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新经验；没有试行征管改革的地区，应保持对涉外企业的相对集中管理；各地均应加大对涉外企业税收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力度，并注重专业人才工作岗位的稳定，以确保涉外企业税收管理已有的机制和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一）稳定专业人才工作岗位。各地要根据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涉外企业税收管理的要求，前瞻性地配置好涉外企业税收管理人才。当前，要注重发挥经多年培养起来的涉外税收管理专业人才的作用，保持其工作岗位的稳定性，尤其是审核评税、税务审计、反避税的专业人才，不应轻易调离涉外岗位。要积极推行专业人才能级管理机制，以营造鼓励专业人才干事业、支持干成事业的环境，形成涉外税收管理专业人才活力竞相迸发的良好局面。
（二）加大人才培训力度。涉外企业尤其是大型涉外企业、跨国公司税收管理人才需要各方面的知识，除一定基础理论和常规税收业务外，国际税收、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外语、财务管理、会计、审计、企业管理等知识不可或缺。因此，各级领导应有战略眼光，舍得必要的投入，拓宽涉外税收管理人才的培训渠道，加大培训力度，为专业人才提供适时进行知识更新的条件，培养实用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三年七月十日

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刘红军

关键字：刑诉 分工 铁三角 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持棒（类比电棍）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不说可有你受的！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