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设立“限制离婚制度”回应赵勇等八位读者

王礼仁


　　我建议设立“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考虑期”，有许多读者有不同看法。我看了一些文章，总的来讲，有两个特点：一是抽象否定的多；二是曲解的多。因此，有必要作一些回应。

1、赵勇同志观点全文：

　　结婚若干年后才准离婚法官如此荒唐让人心惊_
2010-04-30 10:33:00　来源: 现代快报(南京)
　　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期间，湖北宜昌市中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4月29日《新京报》）
　　类似限制离婚的建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黑新雯也曾提过。黑新雯当时遭到了舆论的炮轰，大家都认为：限制离婚自由是对权利的无理侵犯，更是社会的倒退，跟当年大小事情都要报政府批准没什么区别。
　　对黑新雯代表的批评，完全也适用于法官王礼仁。但王礼仁跟黑新雯还不一样，因为王礼仁是个资深法官（能参加民政部的研讨会，王礼仁的资历想必不浅），“法律可以随意扩张以干涉人的自由”，这样的话从一个司法者口中说出来，更让人觉得后怕。
　　权力要尊重权利，这是现代人的共识，身为资深法官的王礼仁，更应该深知这个道理。但作为一个司法者，王礼仁对权利的漠视让人心惊，说他是个法盲，恐怕不过分。结婚是人的自由，离婚何尝不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在结婚多少年之后才能离婚，也要法律来做出规定，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法律代表的是公权力，它的手不能伸得太长，更不能毫无节制。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是自愿的，也不影响他人，就不用劳烦权力来横加干涉。离婚也要由法律来规定年限，这其实跟“夫妻家中看黄碟被抓”是一个道理，都是权力手伸得太长的恶果。
　　法官王礼仁提出离婚要法律规定年限的荒唐建议，足以证明，一些权力者仍然搞不清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他们仍然迷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个人的自由为了做出配合，哪怕牺牲再多，都是理所应当的。（本报评论员赵勇）(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

【对赵勇同志的回应】

评论员赵勇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 他的标题是“结婚若干年后才准离婚”，这不是我的建议，我没有提到“若干年”，是评论员便于评论而杜撰的一个靶子。如果再上“终生”不得离婚，反对的理由可能更足。
至于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确实难以搞清，但绝非公权不介入私权。至于公权如何介入私权，当然有待研究。我的建议是否有用，这当然需要代表人们利益的立法者最后决定，如果立法者和广大人民都认为，上午结婚下午离、今天结婚明天离、一月结离三四次，这种婚姻自由好，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我不得不重复强调：在“自由王国”的欧美国家立法中也有如此限制；香港、澳门的立法也有此限制。
如果借用赵勇评论员的话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怎么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婚姻不自由呢？怎么没有感觉到可怕？中国人或大陆人是否要声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或自由？

2、李克杰同志观点全文：

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
时间：2010-04-30 07:23　　作者：李克杰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上，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建议，“婚姻法”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4月29日《新京报》)。
这位法官的意思是，以法律的名义为婚姻设立“最短期限”，即在结婚后的一定期限内任何一方都不得提出离婚。这位法官解释说，他的建议还包括增加“离婚等待期限”。概括地讲，就是希望设立“婚姻最短期”和“离婚等待期”两个期限以防止草率离婚。
其实，随着离婚率上升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类似试图通过增加离婚难度防止草率婚姻的建议早已有之。远的不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增加婚姻调解书等离婚手续或增设离婚冷静期的方式，提高离婚难度，以有效防止“冲动型”离婚。
乍看上去，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实行，或确能一定程度上遏止不断飙升的离婚率。不过，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治标不治本，甚至在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就存在偏差，它们更偏重于单纯维护婚姻稳定，而不是着力解决夫妻矛盾和化解家庭纠纷，因而所建议的措施难免会戕害婚姻自由，违背婚姻伦理和基本法理。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婚姻的动荡，“闪婚”、“闪离”的泛滥，造成婚姻家庭的严重不稳，特别是其背后的矛盾纠纷，更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婚姻家庭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努力维护婚姻的稳定，妥善处理婚姻纠纷，防止轻率离婚，既是立法司法者的任务，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不过，如何防止轻率婚姻，法律制度有不同的法律措施。
在我国，随着结婚、离婚手续和程序的简化，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轻率结婚、闪婚闪离和离婚率急剧上升的不正常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焦虑和不安。按照我国现行规定，离婚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自愿离婚，直接到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构办理，手续简单，即到即办;二是一方不离或有其他纠纷，需到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办理，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要经过调解、开庭审理、判决等法定环节，持续数月的时间。
就诉讼离婚而言，我国法律程序的调解环节和一定的审理期限，已经足以保证夫妻双方保持冷静，慎重决定。另外，在实体上，法官判决时还要对是否符合离婚的实质要件进行审查。显然，通过程序“冷静”和实体“鉴别”，诉讼离婚案件已谈不上“草率”。人们诟病较多的是自愿离婚，建议增加离婚难度也主要针对它而言。
说实在的，我国目前自愿离婚的程序的确有些“草率”，只要夫妻双方表达了离婚的意思表示，婚姻登记机关就“盖章发证”予以认可。这与婚姻家庭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严重不符。表面上看，这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离婚自由，但不能忘记的是，法治社会中的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尤其是当它对社会利益产生潜在威胁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自愿离婚设置一定的程序是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应从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层面上思考问题，而不能简单地以“婚姻维稳”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并不同意单纯通过设定“期限”来防止草率离婚，通过设立婚姻辅导期的方式会更妥当。在此期间内，专门的婚姻辅导机构应主动免费服务，诊断婚姻问题，分析离婚原因，帮助调适婚姻关系，引导双方正确对待婚姻权利义务，树立正确的婚姻观。通过辅导，即使最终仍然离了，但会有助于重组后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单纯让婚姻当事人自己“冷静”、“调适”的期限，对解决矛盾和化解纠纷，特别是对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并无裨益，不过是简单地限制了离婚自由而已。

【对李克杰同志的回应】

　　看一下李克杰同志文章的标题——《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就可以知道，这也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单纯”用法律手段。“单纯”是李克杰同志自己立的靶子，否则，他就可能没有射击的对象。
　　我不再重复我提出上述建议的原因（见我的婚姻专著或另文），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法律虽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惩罚与教育于一体，具有规范、警示、指引、宣传等多种功能，权威性高，影响力大，普及率广，其遏制“玩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难以代替的，在综合治理“玩婚”中，为什么要弃之不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草结草离的“玩婚”现象，远远不如我国如此严重，他们竟然敢对正常婚姻“下手”，而我们面对如此严重的“玩婚”现象，为什么还要迟疑、彷徨和恐惧？难道我们是害怕侵犯外国的立法著作权吗？
同时，“有悖法理”之说，不能成立。可以看一下外国法律和我国著名法学家的文章，便可以知道适当限制是否“有悖法理”。推荐看一下梁慧星教授等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同志的观点。

3、吴丁亚同志观点全文：

法官建议修改婚姻法 婚后一段时期内不得离婚
2010年04月29日02:11新京报吴鹏
本报讯 （记者吴鹏）作为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而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吴丁亚律师认为，这一建议有违反“婚姻自由”之嫌。
保险公司不能越俎代庖——再谈抵押住房贷款保险合同

　　□贝政明 律师

　　笔者手头有一份２００１年初签发的“抵押住房保险保单”，批注事项一栏里盖了一个章，内容是：“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某支行”。
　　抵押住房贷款保险是属于财产保险的范围，而在财产保险中设定受益人，其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何在呢？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保险实务中，受益人无资格限制，自然人、法人皆可，无行为能力人甚至胎儿均可为受益人，但《保险法》的该条规定表明了受益人的两项限定：一、受益人仅限于人身保险合同中；二、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
　　而抵押住房贷款保险作为财产保险，其合同当事人，作为享受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主体，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保险公司在其中设定银行为受益人，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要依此批注将保险金划给银行，或银行要以第一受益人的身份请求支付保险金，都会有法律上的障碍。当然，保单中第一受益人的提法并不是保险公司的创意，多半是源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３日中国建设银行房地产信贷部《职工住房抵押贷款暂行办法》中的规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可厚非，因为，我国《保险法》是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才公布的。而中国人民银行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９日颁发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便没有第一受益人的提法了。
　　既然第一受益人这种规则不能成立，那么，一旦保险标的，即抵押的住房发生保险事故，保险赔款该如何处理才能使银行规避风险的初衷得以实现，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依法寻找出一个符合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抵押住房贷款保险，既要适用《保险法》，又要适用《担保法》。因为，抵押本身是担保的一种方式。那么，担保法律规范对抵押物发生灭失等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虽然担保法规定了抵押物灭失所得之赔偿金为抵押财产，但没有明言，当住房这个不动产变为赔偿金这个货币时，要不要移转占有。抵押财产是不移转占有的，本来住房在抵押人（借款人）的占管之下，银行仍感到很安全，不动产借款人搬不走。而货币如果也在借款人的占管之下，银行自然忧心忡忡了。因此，保单上出现了银行为第一受益人的文字。不过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３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对担保法第五十八条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该条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
　　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担保的债权未届清偿期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采取保全措施。”
　　上述规定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担保法》中关于抵押物灭失、毁损情况下，抵押权人行使权利规定的不足，明确了抵押权人可以优先受偿和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再结合抵押贷款合同研究这条规定，可以考虑完善相关的保险条款：
　　一、住房抵押贷款合同一般是一个长期合同，短则三年、五年，长则十年、三十年。因此，它的偿还期限较长。
　　二、由于偿还期长，而在贷款偿还期内，发生保险事故而获得保险金，如果已届清偿期而未清偿的，抵押权人即银行有优先受偿权。但从银行优先受偿权来看，他不是依据保险法中关于受益人的规定，而是依据担保法中关于抵押权实现的规定。因此，贷款合同中要有抵押物灭失，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约定。保险合同中，抵押人应有在抵押物灭失的情况下，所得之保险金抵押权人有优先受偿的承诺。
　　三、也正是由于贷款偿还期长，若未届清偿期而要通过银行诉请人民法院长期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有悖情理之处，因为保全是一个诉讼程序上的问题，仍未解决保险金归属的实体问题，而保全保险金要长达五年十年则是难以想像的。
　　笔者认为，可以区分几种不同情况，加以约定：
　　１、如果抵押物———住房损坏，保险金用于修复，则不影响抵押合同的履行。
　　２、如果抵押物———住房灭失，应当允许被保险人用保险金再次购买住房，并用新购住宅再抵押给银行，以作为原贷款担保。
　　３、如果抵押物———住房灭失，而被保险人另有住所，且不拟再购住房，可允许他另择住房变更抵押物；若被保险人另有住所，且不再另择住房作为抵押物，则保险金应用于提前偿还部分或全部贷款。
　　这些约定，应当体现在住房抵押贷款合同中。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若已届清偿期，保险人可依保险合同，由银行优先受偿；而未届清偿期，若银行认为一旦保险金被抵押人获得可能风险太大，则可以依据担保法和住房抵押贷款合同中的约定，请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并请求按合同的约定方式进行处理。
　　保险的惟一职能是经济补偿，保险合同不能越俎代庖，来解决抵押贷款中的一切风险。而在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中，又有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如果住房灭失，被保险人流离失所，其所依托的保险金，被银行强行作为提前收回贷款之用，那么，保险公司和银行，是否会有另一种道德风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