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10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决定》对邪教组织的性质和危害，对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作出了明确规定。《解释》根据刑法规定，对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提供了具体的司法依据。这一重要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人民法院学习贯彻《决定》和《解释》，依法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犯罪案件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决定》和《解释》，进一步明确审判工作指导思想和任务。近年来，邪教组织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大搞教主崇拜，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必须坚决依法惩办。修订后的刑法专门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死亡以及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奸淫妇女、诈骗财物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的《决定》，更为依法惩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统一思想认识，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性质及其危害，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复杂性、尖锐性和长期性，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把防范和惩治各种邪教组织犯罪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以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或者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严惩。
二、依法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明确打击重点。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执行《决定》，按照《解释》的规定要求，严格依法办案，正确适用法律，坚决依法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对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等秩序；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聚众围攻、冲击、强占、哄闹公共场所及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的出版物、印制邪教组织标识的，坚决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对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蒙骗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绝食、自残、自虐等行为，或者阻止病人进行正常治疗，致人死亡的，坚决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依法从重处罚。对于邪教组织以各种欺骗手段敛取钱财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三款和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邪教组织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分子，以各种手段非法聚敛的财物，用于犯罪的工具、宣传品的，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三、正确运用法律和政策，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必须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坚决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在依法惩治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同时，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教育大多数，解脱大多数。要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要把一般“法轮功”练习者同极少数违法犯罪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区别开来；要把正常的宗教信仰、合法的宗教活动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活动区别开来。重点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和屡教不改的骨干分子。对有自首、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并已退出和不再参加邪教组织活动的人员，不作为犯罪处理。
四、加强对学习宣传贯彻《决定》工作的领导，保证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工作顺利进行。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在党委政法委的指导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要把依法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务必抓紧抓好。要加强与检察、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对于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要抽调精干力量进行审理，依法及时审结。上级人民法院要注意了解和掌握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情况，及时指导。对一些典型案件应当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扩大审判的社会影响。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和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教育广大群众，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使广大群众认识邪教组织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危害社会的实质，增强自觉反对和抵制邪教组织的意识。要落实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坚持预防与惩治并重，防范邪教组织的滋生和发展。
以上通知，望认真执行。



民事调解机制的法律实现

——2008年3月29日在福建省法学会诉讼法专业委委员会

“调解衔接机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黄奕新


　　今天的会议既然是学术研讨会，我想，也以“调解机制的法律实现”为题，就将来民诉法的全面修改，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化”。一是“民事和解契约化”，即正式确认和解的合同效力。二是“诉讼和解法定化”，即在民诉法中增加“诉讼和解”规定，或者将现行民诉法总则中的“调解”一章改造为“诉讼和解”。三是“诉讼调解程序化”，即将民诉法中“调解原则”改造为“调解程序”。四是“人民调解衔接化”，即将人民调解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调解程序。五是“执行和解效力化”，即赋予执行中和解强制执行力。与今天的主题最为密切相关的，是“诉讼调解程序化”和“人民调解衔接化”。

一、民事和解契约化

　　无论是人民调解，还是诉讼调解，其实体法上的基础，应当是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未明确规定“和解之债”或者“和解合同”，致使实践中争议双方签订的具有和解性质的协议，在法律效力上往往得不到承认。这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有所改变，但尚未在普遍意义上解决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故建议应当首先在民法或合同法中规定和解之债或和解合同。

二、诉讼和解法定化

　　诉讼外的和解虽然有合同效力，但没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如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还得另行就协议本身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和解协议上约定的给付义务，然后依判决申请执行。对纠纷的解决不够彻底。而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和解，由于其是在法官见证下达成的，其真实性有保证，故应当直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现行民诉法中的调解制度，也是在总则中规定，在解释上，也是不论哪个阶段均可进行，这点类似于诉讼和解。但从其内容上看，二者根本不同。建议将其改造为“诉讼和解”。

三、诉讼调解程序化

　　调解，文义上，是调停而促使达成和解。和解是结果，调解应当是过程。或者说，和解是从实体意义上讲，调解应当是从程序上讲的。现行民诉法是将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原则，规定在总则中，而不是一道硬性的具体程序。这种立法的先天缺陷性，导致调解在实践中，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落实。主办法官责任心强的，就会多做调解；责任心不强的，就怕麻烦，一判了事。或者，想“拖着不办”的时候，就借口“调解调解”；想“速战速决”的时候，就报告领导说双方要求差距太大，难以调解。

　　要实现诉讼调解程序化，从法律层面上，建议在诉讼程序编中，专章规定调解程序，作为诉前程序(当然，诉讼中，如经两方合意，仍可随时移付调解)，把调解从不具可操作性的一般“原则”改造为硬性的具体“程序”。在法律未能修改前，我觉得，我们各地法院完全可以先行制定一些内部规范性文件，将调解工作予以程序化。只要不违背现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不法外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程序越完善，对诉讼当事人各方都越有利，不存在地方法院越权司法解释的问题(这点不同于实体法)。

四、人民调解衔接化

　　将人民调解纳入民诉法中，作为调解程序的重要内容，使调解更具民间性，减少对抗性。调解原则上应由法院委托或者选任人民调解员主持进行，待相当程度或其它必要情形时，才报请法官到场。法官主要起指导、监督作用，仅在为保证调解正常进行时依法作出特定的裁定、决定等职权行为；以及，应当事人要求，到场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或就双方争议的前提问题先行作出是非的判断以供双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商等。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有助于反向地维护法律原则和司法尊严。法官为解决纠纷而无原则地调处，参与当事人间的讨价还价，表面上解决了纠纷，实质上是以牺牲法律原则和损害司法尊严为代价。民间调处则无此限制，即使一定程度上的不合法也无伤大体。“大妈们”可以“不讲原则”地送法上门，而且为了打下感情基础，可以陪一方当事人“淌泪抹眼”，以泪水化解冤仇。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有助于反向地推进法官职业化，提升法官的尊荣感。让人民调解员帮助法官消化大量“小案件”，可以让法官集中精力办好真正有法律问题的疑难案件，从而推动法官走精英化、职业化道路。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少了，国家可以不必大量增加法官编制，在此基础上，才有财力，优化法官的待遇，提升法官的尊荣感。

五、执行和解效力化

　　执行程序是依确定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已确定，按理不该再让债权人作出让步。但考虑我国执行难和申诉难的实际情况，还是应当承认当事人在“执行中的和解”。现行法律规定执行和解的同时，未赋予和解协议的效力，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未受任何不利后果，实际上是“一纸空文”，致使成为债务人拖延执行和法院据以中止执行的“工具”。建议修改民诉法，明确赋予执行和解的强制执行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